贠文贤

　　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常常在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白鹿原》厚重的历史感、鲜活的人物群像与浓郁的地域风情，是我创作《大梁村》时汲取养分的重要源泉。陕西人民出版社曾这样介绍《大梁村》：“该书致敬和接续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继续书写白鹿原上大梁村的故事”，并以“后白鹿原时代”予以定位。初闻这样的“文化联系”，我心中满是惶恐——致敬之心固然拳拳，但“接续”之心确实没有，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差距，实实不敢。沉下心梳理创作脉络，感到《大梁村》在多个方面都有学习借鉴《白鹿原》的印迹。下面，我想从六个方面谈谈创作感悟。

宏大背景：

熔铸历史，给人以大气和厚重感

　　《白鹿原》最令我叹服的成就，在于陈忠实先生将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巨变，巧妙熔铸进白鹿原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从白嘉轩“六娶六丧”的家族悲剧到波澜壮阔的国内战争;从真实发生的“交农事件”“风搅雪”运动到日寇入侵的烽火硝烟，这些宏大历史深刻影响着白嘉轩、鹿子霖等人物的命运。这种将时代洪流与个体生命紧密缠绕的叙事，让整部作品散发着历史厚重感，每次重读都会引人深思。

　　《大梁村》展现的时代图景与《白鹿原》不同：从20世纪50年代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建立;从市场经济浪潮对乡村的冲击，到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半个多世纪的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构成《大梁村》的历史背景。

　　如何将宏大历史融入作品?陈忠实先生的创作手法给了我启示，就是将宏大历史融入人物和故事之中。

　　譬如表现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产生活，除了“开社员会”“龙口夺食”等集体活动场景描写外，更重要的是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矛盾。为此我塑造了生产队队长席广田这一典型形象。他常对社员们讲：“集体就是大家，大家都出力，经济就会壮大;都想给自己挖，集体就会垮。”这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动员和引导。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他默默落了泪。这泪水，既有他对土地荒芜的痛惜，也有他对集体生产时代的怀念。

　　陕西人民出版社评价该书：“如果说《白鹿原》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那么《大梁村》则可视为‘后白鹿原时代’现实主义乡土叙事的崭新历史坐标。”“作为农村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火热的战斗力和蓬勃的生产力。”

人物塑造：

在典型性格中感知人性的复杂与美善

　　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的典范。白嘉轩挺直的腰杆里藏着宗法制度的顽固坚守;鹿子霖狡黠的笑容中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田小娥的悲剧命运演绎着封建礼教对人的摧残;黑娃从长工到土匪再到求学者，直到最后被杀的人生轨迹，展现着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叵测沉浮。这些人物之所以不朽，就在于他们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展现出人性的复杂。

　　在创作《大梁村》的人物时，我铭记陈忠实先生“不将人物简单化”的思想，力求在典型性格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但《大梁村》更多地弘扬了人性中的美善。举几个人物例子：

　　易建设：这是我自以为塑造得比较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有精明能干的一面，有秉公办事讲政策原则的一面。但他最终在权力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走向腐败深渊。有人评论指出，这种刻画“高度契合现实逻辑和人物本质”，但与《白鹿原》中有撕裂感的黑娃、白孝文相比较，我感到还是“单薄”。

　　席广田：塑造这个人物时，我的脑海中常浮现白嘉轩的身影，但席广田又有截然不同的时代内涵。他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族长，而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长。冷丁先生用“为人正大，善良谨慎，爱社如家，不谋私利，工作勤恳”概括他的性格特质。记得描写他带头修水库、创建砖瓦窑、进县城买麦种等情节时，我眼前就浮现出当年村里的王队长、张队长的身影。

　　于刚乾：作为核心人物，我试图通过他，向读者展现一位坚守理想信念的干部形象。为多打粮食，他带头抗旱打井，总结大梁村经验并在全公社推广，心系老百姓，坚持反腐败。这个形象曾被质疑过于理想化，但我努力通过生活细节等描写，想告诉读者：这不仅是人民的期盼，也是生活的真实;理想主义者的身影，从未离开现实生活的土壤。

　　后两个人物，我着力表现他们积极的价值追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评价：“翻开这部小说，你能看到生活的丰富，人性的复杂，更多则是领略到朴素人生的价值追求，和美善生命绽放的光彩。”

结构艺术：

确定适合自己的双线叙事架构

　　《白鹿原》的叙事架构堪称文学工程的典范——以白、鹿两大家族的命运为主线，将政治变革、家族恩怨、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等多重元素编织成一张宏大的叙事网络，形成多线条、多层次、多寓意的“史诗迷宫”。这种高超的结构驾驭能力让我高山仰止。反复斟酌后，我决定从实际出发，采用更容易驾驭的“以线性叙事为骨架，以非线性叙事为补充”的结构形式。

　　《大梁村》的内容涵盖四个方面：社会治理的变迁、主人公的成长与蜕变、爱情故事的发展、地域人文历史的演变。如何将这四方面内容有机整合而不显杂乱?

　　冷丁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分析道，作者循着“线性”和“非线性”两种叙事方式展开创作。线性叙事：按时间顺序推进，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写起，历经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直至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这种时间轴式的呈现方式，确保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与完整性，让读者能直观把握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非线性叙事：采用非时间顺序的叙述方式，包括插叙、倒叙等多种手法。其中“忆苦思甜”“童年回忆”“新仇旧恨”等章节，以及生产场景、文化习俗的描写，均在叙事主体中构成旁逸斜出的描写。作者运用线性叙事搭建历史骨架，又通过非线性叙事填充生活血肉，既继承了《白鹿原》的史诗追求，又适应了新时代读者的审美需求。

细节描写：

从乡土生活中找寻真实的历史印迹

　　陈忠实先生说过，“细节是文学的神经”。《白鹿原》中那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细节，时常浮现在我脑海：白孝文在饥荒岁月中饿倒在土壕里，被野狗啃食脚后跟却因极度虚弱几乎没有反应;田小娥含冤死后，借鹿三之口发出控诉：“大呀，我到白鹿村到底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黑娃为田小娥复仇，一棍打断白嘉轩那象征宗法权威的笔直腰杆。这些细节如同锋利的刻刀，将历史的褶皱深深刻进读者心里。

　　创作《大梁村》时，我也不断提醒自己注重细节描写。比如写人民公社时期干部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方副社长坐在小凳上端碗吃饭，一只芦花公鸡在灶火前刨食扬起阵阵灰尘，于刚乾随手用擀面杖打了一下，公鸡受惊后扇动翅膀飞到方副社长的头顶，方副社长的秃顶上留下了几个鸡爪印。

　　此外，我还着力描绘了诸多日常生活场景。通过这些日常情景，主要想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面貌。这些努力被冷丁先生捕捉到了，他评价道：作品中展现的“乡村生活、耕读劳作、邻里交往、家族恩怨、男女情缘等世相百态，充溢着浓郁的生活底色，具有高度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