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工人文工团部分成员及家属在一起。

　　1960年底，省总工会接收了市工人文工团，将其改名为省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同年，文工团得到了全国总工会话剧团创作的一个好剧本《比翼双飞》。

　　这个以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为题材的剧目，得到全国总工会的大力支持，并特派全总话剧团导演来西安，帮易名不久的省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排演，这部戏在全总支持下很快就登上了舞台。

　　巡演中，工人反响强烈，尤其工人家属，她们为求得自身解放，解脱家庭的羁绊，想要自力更生，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了“加工生产服务小组”。工会干部对这部剧产生的效应赞叹不已：“工人文工团的演出，比作几次报告的效果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一场演出全解决了。”

　　胡雨珠称，当年演出这部剧时盛况空前，短时间内上演了百余场，演员连轴转成了家常便饭，但大家都乐此不疲，因为大家心里都知道，这是为一线工人演的戏，只要工人喜欢，再苦再累都算不了什么。

　　其实，每次演出大家都比较辛苦。胡雨珠坦言，当年，只有工人文工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地，大多是下基层演出，而且每场演出的台前台后演员们都肩负着多重角色，不光要演，还要装车、卸车、装台、卸台。

　　1960年，文工团又招收了一批新同志。“新鲜血液”的到来，带着一股青年人的朝气，个个都想尽快一展身手。排演独幕歌剧《三月三》时，新团员都你争我赶、生龙活虎，连乐队演奏质量都大大提高。

　　这台晚会巡演了近三个月，一次，适逢冬日，又是露天演出，气温降到了零下10摄氏度左右。大雪纷飞中，演员马载钧、张永春、刘志强等在台上仍身着夏装，尽管冷得鼻涕流到嘴边都冻成了冰凌，他们仍认真表演。台下观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都说这样的演员在文艺界都很少见到。

　　次年，工人文工团又排演了海政文工团创作的著名民族歌剧《红珊瑚》。在初排告一段落时，听说上海歌剧院已上演了该剧，团里决定组织主要人员赴上海观摩。在导演杨文颖、秘书王启光带领下，七八名同志赶赴上海观摩学习。

　　观摩结束回到西安后，他们又对该剧进行了再加工。在五四剧院演出时，可谓门庭若市，一票难求。为满足西安本地工人需要，一连演了数十场。

　　由于该剧场面大、需要的演员人数多，于是工人文工团全员出动，连专业曲艺演员邹永学、文工团司机刘汉英也都乐呵呵地跑龙套。舞台美术队、乐队队员只要能抽出身，全都上来当群众演员。当年，演员与乐队、舞台美术互相配合，相互帮忙，这样的团队凝聚力和协作精神也是工人文工团的又一大亮点。

　　当时，演珊妹的主要演员刘燕已身怀六甲，因无人能顶替她的角色，她硬是坚持演出。在最后一场“珊妹跳海”的戏中，大家都提心吊胆，生怕刘燕一跳胎儿会出事……“那会大家都一门心思搞好每一场演出，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得失……”胡雨珠如是说。

　　正当工人文工团的演出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省总工会一道“全体下乡去大荔县劳动”的命令，所有的演出立即搁置，全体人员开赴大荔。

　　大家从麦苗返青到夏收，再到秋种和秋收，一直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青黄不接时，大家吃葛根粉、挖野菜充饥。下乡劳动的几个月时间里，有的女同志因营养不良出现了腹胀、闭经、浮肿……此情此景，同志们难免出现思想波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省总工会主席刘文蔚前往大荔县看望慰问广大劳动者。

　　胡雨珠记得很清楚，当时省总领导慰问时接近傍晚时分，天气炎热，蚊虫很多，在麦场里召开大会时，刘文蔚也和大家一样，不时用蒲扇驱赶蚊虫。也许是他看到大家的劳动场景和生活窘境，不久便将工人文工团撤回西安。

　　从大荔县返回后，文工团大部分同志前往陕南演出，留下部分同志参与由焦斌、王启光执笔创作的歌剧《汽笛长鸣》。该剧描写了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撤退逃跑时，西安大华纱厂、西安电厂工人护厂的真实故事。为了演好这个剧目，大家分组去了大华纱厂、国棉一厂、西北申新纱厂采风，只等陕南演出的大队人马回来后便投入排练。

　　就在此时，工人文工团的体制又发生了变化，省总工会决定撤销文工团，与省乐团合并。

　　得知这一消息后，整个工人文工团有人欢喜有人忧。有的同志认为工人文工团小型多样的演出形式已不适合形势需要，业务也难以提高，早就该转向专业团体。而更多同志则慨叹这么多年的努力与历练，好不容易建成的工人文工团说撤销就撤销了，着实可惜……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这样，这些工人文工团的演员，有的调到学校任教、有的调到工人俱乐部、工厂等地工作，大部分同志则合并到省乐团。1963年，省乐团、延安歌舞团又合并到省歌舞剧院。

　　说起这些往事，现年85岁的胡雨珠老人一再慨叹，工人文工团的同志们在省市总工会的领导下，历经千辛万苦、风风雨雨，为广大工人阶级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安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只思贡献、不图索取的精神，理应受到社会的认可。”胡雨珠说。

　　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工人文工团的演员，都是十几岁就参加了工作，当初只有小学或者初中学历，可后来大多数获得了高级职称。凭什么呢?

　　胡雨珠一语道破：因为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才学疏浅，时刻保持一种危机意识，他们深知“文学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便努力阅读各种文学书籍，还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等方面的书籍。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他们把“课桌”放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写日记、心得体会、个人回忆录……不放过任何历练自己的机会，也在历练中不断成长。像我们的采访对象胡雨珠就是如此，她的第一爱好就是读书、听音乐，她一直坚信“老师”在书本里，如今85岁了每天还坚持阅读。

　　她在工人文工团解散后调到省乐团，由于天生嗓音条件不好，主动要求到乐团资料室工作，管理唱片、乐谱、图书，从内心深处要求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音乐资料管理员。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上海的音乐家来到大学举办音乐讲座，培养青年学子的音乐修养。胡雨珠也大胆走进了西安的10所大学、铜川等地的工人文化宫开展音乐欣赏讲座。每次讲座前，她都认真撰写讲稿，还请省乐团的专家审查指导。

　　后来，胡雨珠又有意识地走进幼儿园，免费为幼儿开设了音乐欣赏和口语课，教案全部由她编排设计，加上她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上世纪80年代初，工人文工团部分同志合影。

　　上世纪80年代，胡雨珠辅导过的一个5岁女孩获得了“全国儿童讲故事比赛”一等奖。这更加激励了胡雨珠，她相继撰写了6部共24集的音乐欣赏和口语培训电视专题片。这些专题片先后在央视一套大风车栏目及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播出，还获得了中国教育电视台1996年度一等奖。在她80岁前后，还到社区义务开办了10期儿童语言班，为孩子们讲授她专为幼儿量身打造的语言课程，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都亲切地称她为“福奶奶”。

　　胡雨珠说：“我的成长都是工人文工团一专多能的方针和艺术实践培养出来的。”每每想到当年和自己一起奋斗过的演员们，还有那些并肩战斗过的哥哥姐姐，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甚至还有很多位已经去世……老人含着泪珠说：“工人文工团的这些故事，我必须讲出来，希望更多的人记得他们……只有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样才会在回顾一生的时候，不辜负工人文工团的培养，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完)

　　本报记者 兰增干 刘诗萌 刘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