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裁终局、仲裁免费将成高成本维权克星证据意识、合同欠缺仍是低成本维权难点
    不到3000元的工资，他等了近3年，经历了协商、仲裁、一审、二审，直至法院强制执行。最后，公司搬走了，无法向法院提供公司去向的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我很后悔打这场官司，耽误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孩子上学现在等着要钱，真是得不偿失啊。”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建筑工地上，来自四川的农民工王洪波向记者倾诉他的 “讨薪”经历，“3年来，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瘦了十几斤。”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仍是劳动争议的主要原因，2007年1~6月，劳动报酬争议6514件，占案件总量的60%。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我国的现行劳动争议处理采用的是“先裁后审”机制。具有多年为困难群体维权经验的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黄石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告诉记者，“在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下，小额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金等案件被拖入冗长繁琐的程序中，往往单是劳动者讨薪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就要高于薪水本身。”
    北京维权律师佟丽华曾经做过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农民工讨薪1000元的综合成本至少是3000元。
    “涉及到建设承包工程的案子，几乎都是层层发包，光是找到真正的被告，就要消耗掉太多时间。”王林委员无奈地说。
    “许多用人单位进行恶意诉讼以推迟解决的时间，导致劳动者维权周期延长、维权成本增大。”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认为，劳动者维权案件之所以难办，关键在于用工单位违法成本太低，而劳动者维权成本却过高。
    从权益被侵害到向劳动部门举报或仲裁，这期间劳动者要等十几天、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他们难以正常劳动，又需要生活费用，再加上仲裁费，这一切共同成为劳动者维权的 “拦路虎”。
    而政府部门同样也要支付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相关部门和司法机关处理一起农民工维权案件，走完完整程序，至少需要13～25天。
    “用工单位违法后的最严厉后果，也不过是补上本该支付的那部分。”侯欣一委员说， “这样的违法成本太低了。” “一裁终局”改写 “马拉松”
    近年来，职工维权卡在某个环节、一拖数年甚至十余年、遭遇 “肠梗阻”的事接连发生。如今，这种造成了维权 “马拉松”的 “肠梗阻”现象有望得到改善。2008年5月1日之后，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部分劳动争议案件，作出了特殊的制度设计——“一裁终局”。
    王林委员介绍说， “一裁终局”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除了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等法定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
    “这将大大简化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缩短周期，及时维护劳动者利益。”王林委员说。譬如说王洪波的案子，事实很清楚，单位不可能否认，通过仲裁就可以结案生效。
    一个更为利好的消息是，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将不再收费。 “让弱者以较少的成本维护自身权益，这是树立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杨海坤教授说。降低维权成本仍需努力
    “其实，维权成本高，还不仅是高在时间和费用上。”侯欣一委员说， “官门难进”的老观念，使许多劳动者在依法维权上望而却步，而其它不理智的方式则进一步放大了社会成本。
    “即便决心打官司，一些劳动者也因为平时不注重保存证据，或者劳动合同存在欠缺，造成了取证难、维权难。”王林委员说。
    “维权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程序需要完善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对企业用工制度的管理。”侯欣一委员说。
    “加强工会组织的作用，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以及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将更多的政府法律服务送到劳动者身边……这一系列的办法和制度，都将有利于降低维权成本，保护和关怀弱势群体。”侯欣一委员说， “这些办法都还需要努力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