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近日，他又向第13家工作单位发出解决劳动关系通知书，并到镇海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开始了新一轮的维权之旅。
    “钓鱼式维权”引发了社会争议，企业认为这种维权方式无异于“碰瓷”，会引发企业内部的不信任，方先生的哥哥认为他不务正业，有职工却表示很欣赏方先生为打工者维权所作的努力。在笔者看来，“钓鱼式维权”不仅无可厚非，而且从中折射出相关职能部门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的缺位。
    我国的法律特别是 《劳动合同法》赋予职工很多的权利，然而，许多的权利却只是停留在法律条文上，没落实到现实中。比如，带薪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宝权利，现实中又有多少企业职工享受到？又比如，法律规定企业应当为职工缴纳五险，可现实中又有多少企业严格按法律的规定执行？正是法律的不落实，企业对职工权益的漠视，相关职能部门面对职工权益被侵害的不作为，才引发了职工的“钓鱼式维权”。有人说，“钓鱼式维权”是 “恶意维权”和“过度维权”，但是职工依照法律的规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难怪算是“恶意”和“过度”吗？这不仅是在维护职工本人的利益，同时也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5年里，方先生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而且基本上都获得胜诉。这说明什么？这就像是打假一样，没有假货横行，就不会有职业打假人；没有企业对职工的侵权，就不会有职工的“钓鱼式维权”。
    “钓鱼式维权”其实是职工一种被逼无奈的自救行为，也是一种双输的选择，但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别无选择。 “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方先生向记者列了一张表，从2004年底至今，他从已经结束的11起官司中，共获得赔偿19000多元，“而现在服装厂1个小组长，一般1年都有3万至4万元的收入。” 从经济上来讲，方先生从维权中失去的更多。对于企业来说，这种 “钓鱼式维权”影响到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发展。对于社会来说，我们并不希望看到 “钓鱼式维权”的出现，但这有赖于企业自觉遵守法律规定，尊重职工的权益，从源头上防止 “钓鱼式维权”的发生；有赖于相关职能部门在职工权益受侵害时，能主动站出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如果这两点都无法达到，那 “钓鱼式维权”恐怕还会继续出现，并越来越多！ （陈英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