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参加政协座谈会时说：“北京有几百万农民工，他们抛家离子，在这里干活，雪里来，雨里去……大城市很繁华，农民工却不能很快融入其中，他们参与不到社会中来。我们要善待他们，我们离不开他们。”
    这样一段关于“善待农民工”的话语，很动情，很感人。其实，我们只要简单回忆一下，类似这样的话语，这些年已经太多太多。特别是经常出现在每年的地方与全国“两会”上。“两会”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场所，在“两会”上把有关农民工的问题推上台面，其意义不难想象。但令人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有关农民工问题，总是要由这些非农民工代表来提出，而农民工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样的现实，其实本身就让解决农民工问题处于某种不利境况。
   农民工问题谁更清楚？显然，只能是农民工自己。以善待农民工为例，农民工能否感受到关怀，冷暖自知。农民工需要哪些待遇、文化与权利，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然而，不论在平时的言论平台上，还是“两会”议席上，我们却鲜见农民工们的身影。
    其实，代表委员本身又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领域，而基于对相关领域的理解与认知，加之“相关利益人”身份，政协委员自然很容易成为各自领域的代言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形成一个平等的意见博弈的平台，“两会”的组织构成必须最大程度来自社会不同的群体，最大程度地代表社会各个领域的公众利益。
农民工缺少话语权，很少能拥有参政议政的机会。这恰恰就是外来工合法权益长期受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与农民工切身利益关联的问题，不能由农民工自己提出，这本身就容易出现某种偏差，既会使相关政策的出台产生偏差，也会消解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而且，当农民工的话语权长期被剥夺，他们的声音只能成为社会的“隐藏文本”，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边缘状态。
赋予外来工话语权，不仅仅是对外来工作为城市主体一部分的身份认同，同时，这也是对他们平等参政权利的支持与保护。外来工问题，说到底就是社会公平问题。解决它的关键，是实现权利的公平。(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