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个煤炭疗养院，里面住着很多尘肺病人，从这些患者肺里洗出来的水就像墨汁。据统计，全国每年能享受到正规职业病诊治、获得相应赔偿的，大约5万—6万人。
    但那些流动性大，没有任何档案的农民工，在遭遇职业病困扰后，不仅诊断难，获得赔偿更难。2001年出台的《职业病防治法》正面临挑战。
    高发期：潜伏之后总爆发
    2009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轰动一时。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情与农民工职业病有关，不能不提。
    去年9月，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张家界农民工反映，他们由于在深圳从事爆破、风钻工作，怀疑患上尘肺病，要求进行职业病鉴定和赔偿。去年3月，云南水富县向家坝镇永安村有23人出现呼吸困难，已有6人集中在近两年时间里相继死亡，其中一家死了3个人。死亡的重要原因是，2007年以来，当地近300名村民在安徽某砂石厂打工。
    一年的时间里出现3起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职业病事件，绝非偶然。事实上，很多地方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石棉、石英、石子粉碎等建筑业大量需求的原料加工企业或者家庭作坊，采取放任态度。在这些地方工作，农民工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法律规定的职业防护，在执行上基本上是一句空话。
    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很难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更由于职业病并发的滞后性，有的病能潜伏一年，甚至十年、数十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时间里，很多职业病就这样潜伏下来，现在已经进入高发阶段，职业病事件开始频发。
难诊断：接触史无处寻觅
    根据2001年的 《职业病防治法》第42条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下列因素：（一）病人的职业史；（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三）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
    清华大学教授郑尚元对上述规定存在异议。根据他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调查，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经广开家庭作坊制作石棉，现在出现了不少石棉肺患者。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些人是无法诊断为职业病的，因为，当时的企业大都关闭了，也没有留下任何资料可查。
    没有档案、甚至没有职业病接触的常识，一旦出现疑似职业病，就很难确诊。职业病接触史正成为诊断职业病的拦路虎。
    长期从事法律援助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王芳说，职业病诊断难就是因为单位不提供职业病接触史。
    北京大学教授叶静漪根据其多年观察后总结，家庭作坊式的小用工单位很难监控，有的企业甚至没有登记注册，很难查证。其员工在一家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患上职业病了，又去了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病发了，再根据第二家企业的工作环境作诊断、如何能准确把握他的接触史？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此问题依靠一部 《职业病防治法》是难以解决的，应该寻求法律外的解决办法。
多尝试：前景或柳暗花明
    去年发生的两起农民工集体职业病维权已有结果。3月初从深圳传出消息，已确诊为尘肺病的18位农民工中，其中有社保记录的14人已获相应赔偿，赔偿金额共计200万元。对水富县的30例诊断为矽肺的人员，该县将按照有关规定，每半年进行健康监护。死亡人员的抚恤费用、患病人员的诊疗费用以及遗属的困难救济等工作，云南省协调安徽省妥善解决。
    从这两起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在农民工劳动关系理不清或者无法追寻的情况下，启动了国家赔偿。
    广西职业病研究所所长葛宪民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很多地方对于企业的工作环境并没有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所规定的那样去认真进行监管，职业病高发应该归咎于地方政府监管不利。
    也就是说，职业病沉积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职业病，也是地方政府的GDP。为了地方的GDP，农民工付出了代价。因此，让已经找不到劳动关系、但又患上职业病的农民工享受国家赔偿是一条可行之路。
    但即使解决了职业病事后赔偿也仅仅是完成了防治的一部分。事实上，国际经验也一再表明，预防环节做好了，将会有效降低职业病的发生。在 《职业病防治法》提出修改之际，人社部正在河南省、海南省和广东省试点工伤预防工作。据悉，在这些试点地方，工伤保险基金将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各种职业病的防治等工作。据人社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农民工参保 “彩虹行动”中，已经有5580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 “彩虹行动”还在积极推进中。我们相信，有了工伤预防，农民工职业病的防治正出现转机。
（武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