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被欠薪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虽然国家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但复杂的现实条件却让很多农民工无法顺利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当记者再次联系杜军，这个来自四川绵阳的农民工仍为自己被欠的几笔薪酬在奔波。半年前在农民工维权站见到他时，他正向公益律师咨询讨薪的法律问题，而由于找不到包工头，这笔钱他至今也没拿到。杜军来到西安工作已经快三年了，离开土地的他并没有预料到外出打工会比在家务农更令人煎熬。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杜军共被欠薪了三次。 “包工头也不是一点不给，就是拖，拖到工程结束，最后一笔尾款就没了踪影。”
    农民工维权总站的律师赵兵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在刚刚进城的时候由于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往往都会遇到被欠薪的经历。 “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警惕性，往往是在一次次被欠薪后才建立起来的。”而谈及目前相关法规，他认为还是缺乏震慑力。
    在西安市西郊丝绸群雕附近，有一个自发的小规模劳务市场，经常会有一些农民工在这里等待雇主。提起被欠薪的经历，几位师傅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来自河南的王勇告诉记者，刚来西安时经一位老乡介绍去了一家小食品作坊工作， “说好是每个月800元的工资，包吃包住。可老板每个月只给发200元的现金，说是剩下的帮我们存起来年底一起给。”可令王勇没有想到的是，没干几个月这个证件不全的食品作坊在工商部门的一次检查中被关闭了，老板也没了踪影。 “我才被欠了1000多元还算少些，我那个老乡才倒霉好几千都没了。”谈起这次被欠薪的经历，王勇竟还觉得自己是不幸中带有一丝侥幸。
    “所以我们现在喜欢接散活，一笔清，省心。”在这个群体中，和王勇有着相似经历的农民工还有很多，不少人是被欠薪欠怕了。在他们看来，出来做散工虽然挣得少、不稳定，但能够按时拿到工钱才是最重要的。
    除去一些 “消失无踪”的黑心欠薪者，农民工想要从能联系得上的雇主那讨回被欠的薪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是经过一圈复杂的维权过程，也没能全额拿回被欠的薪酬。维权成本过高，尤其是时间成本已经成为阻碍农民工维权的最大障碍。
    当被问及对最近热议的 “恶意欠薪”入刑一事的看法时，不少农民工都表示赞同。 “那肯定对咱们是件好事啊！”但王勇也有疑虑： “这条法律执行的力度会有多大，究竟那些黑心老板怕不怕呢？” 本报记者 刘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