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油菜花盛开的时候，是陕南农家春耕开始繁忙的季节。但当记者在今年安康油菜花最盛开的三月下旬去的时候，汉阴县平凉镇登天村53岁的农民谭文华却因气急、胸闷加上彻夜咳嗽，既不能出外打工，又无力下地干活，由于无钱治病，如今只能躺在床上长吁短叹。据他的家人说，原先的谭文华可是家中的一个好劳力和顶梁柱。自从1998年到石泉县一家叫长建祥源的石英砂厂打工后，身体就每况愈下了。
    与谭文华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该县平凉镇的马兴林和陈均业。这两个中年农民也是在这家企业打工后，感觉不适，如今难以下地，从家里的顶梁柱变成了“累赘”。为求说法
    到疾控中心做检查
    由于地处贫困山区，汉阴县及周边有不少农民工到石泉县长建祥源石英砂厂打工。据反映，企业劳动条件非常恶劣，加之违规操作无人监管，致使受雇的农民工在操作时吸入大量石英粉尘，而患上了死亡率极高的矽肺病。自2000年开始到关闭前后，每年都有在该厂工作的农民工患病死亡。这些精壮的劳力，来砂厂打工本想借这份工作赚钱来改善家庭生活状态，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亲人会将健康甚至性命送到了那里。
    家住汉阴县观音河乡观音河村的徐登奎，就是因在该厂打工患上了三期矽肺病，于2007年不治而亡，年仅35岁。为给弟弟讨公道，其姐徐登芳多方奔走查访受害者，向相关部门呼吁，终于引起了包括本报、陕西电视台在内的中省媒体的广泛关注。最终在上级部门督办下，2008年3月石泉县公安部门成立了专案组，核实了徐登芳掌握的三十多位受害者名单，同年6月，公安部门将祥源石英砂厂厂长阮某作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问题进行拘留，同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后，最后判决阮某有期徒刑五年。
    由于徐登芳为包括其弟在内的受害者奔走呼吁，不少曾在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也纷纷向她反映咨询。2008年3月间，包括谭文华、马兴林和陈均业在内的七名农民工在徐登芳的引导下，纷纷到安康市疾病控制中心这个安康地区唯一的职业病鉴定检查机构来做鉴定，以便利用权威机构给出的结论为自己向该企业讨回公道。3年过去
    3位农民工依然没有拿到诊断结果
    为了做这个鉴定，这些农民工可受了不少委屈。2008年4月1日，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七名农民工，拿着好不容易开来的乡镇证明、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按照安康市疾控中心要求拍好的两张胸片，在收费处交纳了每人140元的“职业病体检费”，接受了该中心的检查，然后他们回家开始等待结果。
    徐登芳告诉记者：回家大约两三个月，与她一块去做检查七人中的四位的诊断结果出来了。其中农民工杜成福和李垂春被确诊为矽肺三期；另一个农民工张少国和她叔叔的儿子徐登喜被确认为矽肺一期。之后，剩下的谭文华、马兴林和陈均业三人的报告却再无音信了。
    她询问疾控中心，人家回答说这三人算不上矽肺，只能等观察一年再说。眼看着祥源石英砂厂厂长阮某的官司即将开始审理，为了能及时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三位农民工也两次前去索要结果，人家再次回答说因为他们算不上矽肺，所以不能给出鉴定报告。徐登芳为此也去交涉，依然无果而终。2008年8月6日，徐登芳无奈之下从老家汉阴赶到安康市，从安康市疾控中心取走了他们的相关资料。又和这些农民工赶到西安省疾病控制中心，得到的回答是由于没有安康疾控中心的报告，该中心不能为他们做相关鉴定。他们折返回安康再次找到疾控中心，祈求该中心哪怕出一个没有问题的鉴定结果都行，依然遭到了该中心的拒绝。
    徐登芳告诉记者，之后，她还带着该县观音河乡唐跃成和杨天福两位曾在那家石英砂厂打过工的农民去做鉴定，尽管手续齐全，人家居然就是不给检查。
    为安康疾控中心不出诊断证明书问题，她和这些农民工也曾向其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但就是一直没有下文。安康疾控中心
    没有问题所以不出诊断证明
    2011年3月23日上午，记者来到安康疾控中心职业病防治科，见到了负责职业病鉴定的专家成定满医生。就记者提出的这3位农民工职业病鉴定为何不出书面结论问题，他回答是因为这些农民工来检查是由所在厂方介绍来的，所以检查出问题的就给个人出，没有问题的就只出总报告，将结果告诉厂家即可，没有必要给个人出具书面鉴定结论。记者问不出书面结论的依据，他回答说有卫生部门的规定，但直到临走也没有拿给记者看。
    针对成医生关于是厂家委托鉴定的说法，记者请他出具该企业委托检查鉴定的文件，他回答说是主管领导出差去了，所以无法让记者看到。记者请他记下要看到的文件，等其领导回来给记者复印或传真过来。并当着他的面拨通了这几位农民工的手机，证明他们是个人出面检查绝非所谓的“厂方委托”，但成医生依然认为他们没有必要为这些农民工出具书面鉴定结果的义务。
    记者接着来到该疾控中心办公室，想听听该中心领导的说法，被告知领导一个下乡，一个到西安开会。记者留下自己的联系办法和想法，迄今未得到中心领导的回应。
    就在记者回到西安后不久，该疾控中心职业病防治科杨科长来电，告诉记者这三人中，只有陈均业经检查为疑似，因为该病有潜伏期，让一年后复查，其余两人均排除了矽肺的可能；至于检查的诊断证明问题，国家没有要求非出不可，所以不出也没有过错。因为上级要求患者有强烈要求的可以出，而这些人没有强烈要求所以就没有出；由于让他们其中的陈均业一年后来复查，但他也没有来，时隔多时，现在也无法再出了。她答应联系这三位农民工拍片重新体检。
    记者请杨科长事后将处理结果告诉记者，但之后再无了音信。不出鉴定书有法可依吗
    ？收取了农民工的费用并且已经做了检查鉴定，是否能够不出书面鉴定书成了这个问题的焦点。
    “不出书面鉴定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省总工会困难职工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玉林听到记者的询问后，这样明确地告诉记者。
    他拿出卫生部2002年3月28日发布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给记者看，该规定第十五条“职业病诊断机构做出职业病诊断后，应当向当事人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明确是否患有职业病，对患有职业病的，还应当载明所患职业病的名称、程度（期别）、处理意见和复查时间。职业病诊断证明应当由参加诊断的医师共同签署，并经职业病诊断机构审核盖章”。
    而在第十九条里还规定“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在接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之日起30日内，可以向做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鉴定。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负责职业病争议的首次鉴定。当事人对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病诊断鉴定不服的，在接到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原鉴定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再鉴定。省级职业病诊断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接着张副主任又拿出2002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该法第四十六条也同样明确要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应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职业病诊断、鉴定办法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应向当事人出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国家的法律和行业的规定历历在目，不知安康疾控中心的相关部门领导真的是不知还是另有什么隐情。
    就在记者采写完这篇稿子之时，这几位迄今没有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农民工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当初他们不堪忍受石英砂厂的恶劣生产条件跑出来的，临走厂里还扣了他们每人一个月工资。如今由于拿不到职业病诊断证明，已经错失最佳讨公道机会，身体也是每况愈下，真不知今后的日子该怎过呀？
    对于他们的痛说，记者无言以对。但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国家法规明令应该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不管这些农民工到底有没有患上职业病，安康市疾控中心为什么拖了整整三年就是不出个书面的鉴定结果，这其中到底为了什么？其责任该由谁承担？记者和当事的农民工都期待着知晓答案。本报首席记者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