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起诉：“为什么我提供的劳动合同上，有用人单位的盖章？”
    单位反驳：“不知道怎么盖上去的。”
    法官判决：“我们只相信组织。”
    职工不服：“我告的就是组织，你们为什么还要向组织调查？”
    这段令人发笑的对话，来源于一个职工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件。分不清谁对谁错，记者只好咨询帝意律师事务所雷永定律师。对于此事，他谈到：“法院只相信组织，这个话其实没有错，关键要从事情看问题。”
    从河南来西安打工的焦占学，曾在2000年2月起在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家属院打工，一干就是十年。在此之间，他先后干过门卫和保洁。2010年7月，焦占学向疾控中心提出，希望将自己的工资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等待他的是被疾控中心辞退。“现在物价涨得这么高，我想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也不是什么苛求吧，一个月500元真的很艰难。”焦占学对于单位的做法，表示不满。
    之后，焦占学通过介绍，找到了维权律师赵兵。赵律师在了解情况后，决定为焦占学出面维权。“焦占学在2005年1月1日，与陕西省疾病预防中心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同时具有一份保洁员区域表、一张降温品发放卡和两张在2006年和2003年分别办理的暂住证，足以证明他与疾控中心存在劳动关系。现在，疾控中心将其无故辞退，焦占学有上诉的理由和权力。”对于此事，赵兵律师态度十分坚定。2010年8月3日，焦占学正式上诉碑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事后，碑林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调查，驳回焦占学的上诉请求。仲裁认为焦占学与疾控中心确实存在劳动关系，判疾控中心应向焦占学支付从2006年1月至2010年7月30日的最低工资差额及三项保险共3740元，而对于焦占学提出的从2008年2月至2010年7月期间的两倍工资差额18000元，仲裁不予认可，并希望劳资双方，私下进行调解。可上万元的落差，致使双方没有谈判的余地。对此，帝意律师事务所雷永定律师说：“根据国家在2008年颁布的《劳动法》新规定，焦占学提出的自2008年2月起到2010年7月期间的两倍工资差额18000元，在法律上是成立的。”
    对于本次案件，陕西省疾控中心办公室王进军主任认为，“焦占学与单位没有任何合同，只是与院内的省卫生检查所签订了从2005年1月1日到2005年12月31日为期一年的劳务合同，疾控中心和他没有任何协议，就连他的工资，十年来都是小区物业办发。近两年来，焦占学的工作并不认真，院内的环境很差，住户们也有很大的意见。鉴于这种情况，单位将其辞退，合情合理。”
    对于疾控中心的说法，焦占学不予认同。“我在2005年签订的合同，不管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上面都有疾控中心的盖章，和单位人员的签字。就算卫生差，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2007年9月30日，因为工作认真，受到领导表扬，还在单位物业办领了20元电费贴补”。在赵兵律师的鼓励下，焦占学于2011年3月2日向碑林区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4月6日，碑林区法院开庭受理本案。之后的四个月，法院一直在调查之中，焦占学也在焦急地等待之中。直到8月16日，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组织开庭审理。法官表示曾多次去疾控中心调查，并出示三份调查笔录。由于三份调查笔录的调查对象都是疾控中心的职工，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焦占学和律师便当场对此提出质疑。之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段对话。2011年9月9日，碑林法院裁定被告主体不适合，驳回原告起诉。“真的不敢相信，我手拿盖有被告单位公章的劳动合同和降温品发放卡，居然不能打赢官司，真是有理说不清”。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焦占学表示十分失望。现在的他，以收破烂为业。“我在疾控中心的房子，本来是租到今年年底，但去年8月单位就不让我住了，还把房子卖给别人，我只好住在收购站。”目前，焦占学已经提起上诉，本报也将进一步跟踪报道。
    本报记者岳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