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理想——从政
  18岁那一年，王卫国（后改名路遥）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他有一个令人敬畏的“显赫”身份——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从政的实践与憧憬，爱情的滋润与甜美，曾经给予出身卑微的路遥太多太多甜腻的陶醉与抚慰。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一位容貌姣好的北京知青。
    一年后，路遥被免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与“仕途”一起被葬送的，还有路遥的初恋。革职返乡途中，有人转交给路遥一封信，信是林红写的绝交信。林红的离去，对年轻的路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生活的窘困，情感的挫折，并未击垮路遥的意志，他一边教书挣口粮一边鼓捣点文字，写顺口溜，也写诗歌。
    著名诗人闻频回忆：“1971年的春天，王卫国穿着件破棉袄跑到延川县文化馆，说要投稿。我和同事正在窑洞外面聊天，接过他的诗一看，是一首8行诗《车过南京桥》，署名‘缨依红’。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很欣赏他。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他说那好那好，抓过一支钢笔，随手将‘缨依红’三字划去，写下了‘路遥’这个名字。”
    20世纪70年代，担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把路遥“招”过来。通讯组里有个北京女知青林达，和林红是闺中密友。林达走近了路遥，给予他很多关心与慰藉。林红依然眷恋路遥，很想恢复与路遥的关系。曹谷溪希望林达能说服路遥重新接纳林红，路遥很坚决地拒绝了。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林达节衣缩食，在经济上给予路遥很多支援与资助。大学毕业后不久，路遥与林达结婚。
    路遥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文革”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成为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文革”经历俨然演变为路遥难以言说、不可触及的 “原罪”。成名之后，针对路遥的攻击始终未曾消停，这让路遥内心充满了苦闷与愤怒。
回击我的敌人
进入延川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创作员，路遥终于能吃饱肚子了。“创作员”路遥佝偻着腰匍匐在窑洞土炕上不停地写，稿纸上密密麻麻。
    1972年，《陕西文艺》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 《优胜红旗》，这是路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后来，路遥还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基石》。
    “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是用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路遥在给曹谷溪的信中异常执拗地宣称，“我要用我的小说，来回击我的敌人，回报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努力的。”之后，路遥的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正面描写 “文革”的伤痕，勇敢张扬青年的觉醒，1980年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名字，终于被中国文坛瞩目。
    “路遥没上大学之前，很认真地对我说，40岁之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40岁之前，我要成为陕西最有名的作家。后来，路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是那句话，40岁之前要把事情干完。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明白，路遥为什么把40岁看得那么重？仿佛冥冥之中，路遥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肝病是路遥家族的遗传病。”言及此，闻频不免唏嘘慨叹。
“路遥式”人生
    贾平凹诚挚有言：“在陕西，将有两个人会长久，就是石鲁和路遥。”路遥文学馆馆长、延安大学中文系梁向阳教授认为，“在中国文坛的大环境中，路遥也会长久的，因为无数的奋斗者、无数下层社会的人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感受温暖，找到奋斗的理由。”
    曹谷溪回忆：“路遥是非常倔强的陕北后生，生活的贫困、前途的黯淡，让他产生了嫉恶如仇的动力与勇气。正因为一直弱小而卑微，所以路遥无比强烈地渴望强大，渴望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渴望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凭借作品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是路遥的追求。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经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初步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坛当仁不让的领军地位。
    1986年在西安召开过一个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议由路遥倡议、发起并主持，包括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在内的陕西省知名作家悉数参加。从那以后，陕西省作家群体掀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潮。此种风潮的引领之下，《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先后出版，在中国文坛搅起一阵“陕派”旋风。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回到西安，路遥对白描说，“我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
    “我说路遥脆弱，很多人都不相信。”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认为，“出身贫寒、家境凄凉，在路遥心中一度深藏着自卑。为了掩盖这种自卑，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许多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形象。”通过自我奋斗，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屈指算来，路遥用他的作品，奋争了20年之久。
    1987年底的一天，在开往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导叶咏梅偶遇路遥：“这三年你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了？”路遥语气淡淡地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刚刚出版，第二部也已杀青，正在创作第三部。”
    “我太熟悉陕北那片黄土地了，路遥的小说真实而感人，我和路遥是同龄人，1975年我就认识路遥了，读他的作品，让我深有共鸣。路遥的小说《人生》在电台播放时就曾引发过轰动。”叶咏梅敏感地意识到，应该在电台播讲《平凡的世界》。
    原本不被文坛看好的 《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之后，全国听众反响异常强烈。
    路遥，不可遏制地名满天下。 《平凡的世界》第一、二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之时，路遥把自己 “禁锢”在阴冷潮湿的斗室里疯狂赶写第三部。备受熬煎的艰辛日子里，路遥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半小时自己的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之源。
    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 《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 “茅盾文学奖”。其时，陕西省委决定，由路遥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纸任命尚未下达，重病在身的路遥住进了医院。
    至今，梁向阳清晰地记得与路遥的最后一面。“那时的他，跟夏天回延安养病时的情形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已经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那一刻，梁向阳体会到的是颤栗与恐怖，“病榻上的路遥好似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他虽身染沉疴，头脑却很清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目光突然盯住窗子看。我顺着他的目光瞅过去，原来是几只小麻雀在树林唧唧喳喳地叫着、跳跃着。我的心头沉甸甸的，久卧病榻的路遥多么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啊！”
    “路遥活得清苦，他是个矛盾体，内心柔软、外表坚强，始终没有找到平衡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让人无限痛惜。”路遥的文坛朋友说。
    路遥去世后，陕西省作协给叶咏梅发来电报，恳求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路遥点播一首俄罗斯民歌《草原》。
    《草原》是大草原车夫的深情咏叹，曲调哀怨、旋律感伤。这首歌，是路遥的最爱。生前，路遥自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流泪，我想，我们的人生应该具备担当苦难的意志和勇气。”
路遥身后
    路遥格外娇宠女儿路远（后改名为路茗茗），家住6楼的路遥经常背着女儿攀爬楼梯。弥留之际，最让他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路遥辞世后相当长时间内，路茗茗异常抵触母亲，对其颇有怨愤、记恨。好多年以后，母女二人才重归于好。
    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的路遥时常自觉地“封闭”自我。凡此种种，都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路遥与妻子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路遥谢世前，他和妻子的关系僵硬而对立，双方曾达成协议离婚的方案，但终究没有签署。
    这些年来，路茗茗每一次阅读 《平凡的世界》都情不自禁纵泪滂沱， “这些作品让我更深刻、更彻底地了解了父亲。”
□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