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 (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很受两位老师的赏识,在思想上、治学上也深受恩师的熏陶和影响。1907年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人、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孙中山“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度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从此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27岁,由此开始了他著书立说的苜蓿生涯,直至终老。
“疾恶真推祢正平”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 “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到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 “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 ‘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 ‘疯子!疯子!押下去!’” (《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见面时刘称蒋为 ‘先生’而不称 ‘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 ‘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 ‘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 ‘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叶新《近代学人轶事》)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章太炎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刘文典的气节不止于此。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是真名士自风流
1929年,由罗家伦介绍,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8年到西南联大,在三尺讲台上躬耕终老。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一讲的内容之后,学生们都以为他要开讲新课。可这时他却忽然宣布提前下课,新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独立特行烁古今
“替庄子跑警报”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往出跑,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吹牛的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 “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好生之德”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 “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观世音菩萨”
刘文典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 “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 “‘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 ‘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刘文典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为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