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上的进步，有时，可能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比如，正进入三审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由于在受贿罪的适用范围方面，拟将非国家工作人员纳入犯罪主体中----也就是说，在职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 “家里人”、 “身边人”，如果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影响力索贿受贿，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个修正，被司法界普遍赞同，一些学者甚至评价这是“反贪立法的一大进步，具有标本价值”。
    这并非杞人忧天！“官员身边人”的 “助贪”现象，长期存在并愈演愈烈。对“身边人”的管束，从中纪委到相关部门，从党纪到法律，一直未曾中断，并层层升级。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10种新型腐败现象作出清晰的法律界定，其中，就对长期置于模糊地带的“特定关系人”有了法律上的说法，一举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反贪实践中的两大难题：非身份犯的罪刑认定问题和特定关系人的界定问题-----这 “特定关系人”，其实指的也是 “身边人”、“家里人”。
    但是，在公众的眼里，这个“进步”或许轻松不起来。一方面，人们看到，我们高高举起反腐利剑，别有用心的人同时琢磨着“魔高一丈”的腐败新招，以至于“反腐败已进入管老婆儿子的时代”；另一方面，即使是修正案通过，令“身边人”参与作案无法似从前那样从法律网洞中全身而退或是从轻发落，但如果“腐败成本”不足以抵挡巨大回报，不知道这 “立法上的进步”，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挡腐败者的贪婪之欲呢？
    但头顶着“党纪法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身边人”卷入腐败的案件，从广度到深度，仍大大超过以往，进而引发“三大”现象——腐败的规模加大，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加大，查处腐败的难度加大。有统计表明，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中，很多养有情妇，其中不少情妇是腐败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
    所以，如果仅凭刑法中增设了对“身边人”的法律界定与定性，就认为能管住了“身边人”的手脚，不免太乐观，也低估了反腐的难度与艰巨。摧毁“身边人”腐败空间的根本之举，是让“影响力”没有可以影响的市场，让权力者无法利用身边人释放“影响力”；让行政权力更多地退出经济和社会生活，压缩钱权交易的空间。
    只要权力的磁场一日不消，官员及其身边人的腐败，就一日难根除！ (吴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