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为副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各小组分别承担开国盛典的相关事宜。周恩来委托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叔通负责办理国印之事，并让齐燕铭协助陈叔通策划这项工作。
    对书法还算精通的齐燕铭，自小就生长在北京，对琉璃厂治印行业颇为熟悉。他邀请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魏长青等治印和刻字名家到北京饭店相聚，座谈治国印之事。在众多治印高手中只有张樾丞会刻铜印，于是大家一致推举张樾丞担当治国印之重任。
    张樾丞，1881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南小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只读过几年村塾，略通文墨，但他天分很高，在书法上可说是无师自通，写得一手好字。1895年，十四岁的张樾丞徒步跋涉来到北京，在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由于他聪明好学，颇得老板赏识，除了干一些杂活，老板允许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钻研篆艺和读书上。面对前人的印谱，张樾丞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899年， 十八岁的张樾丞正式出师，在琉璃厂来薰阁琴书处开业治印，店号同古堂。由于张樾丞技艺精湛，求印者甚多，曾给宣统皇帝镌刻过八方印，一时名声大噪。至民国年间，张樾丞已是篆刻界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了。
    解放前，同古堂享誉四方，财源滚滚。张樾丞与黄伯川、韩少慈并称琉璃厂 “三大财主”。张樾丞虽为富翁，但生活俭朴，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在同古堂，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一般是早上、中午二米子饭（大米、小米掺和在一起），晚上小米面窝窝头。每月初二、十六改善两次伙食，吃肉炖鱼。
    张樾丞把金钱积攒起来，不但用于扩大产业规模，同时还救济穷人，做慈善事业。他对徒弟、伙计和下人一直都非常宽厚，谁家有事都要额外接济。冬天是穷人最难熬的日子，张樾丞就去粮店交上一笔款子，换回许多 “五斤棒子面”一张的粮条，到和平门桥头、城墙根、护城河一带去撒放给面临断炊的穷苦市民。对他的乐善好施，那一带百姓是有口皆碑。
    张樾丞接受治制开国国印任务后，便回家翻资料、找印谱，认真画了四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文字样式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半个月后，张樾丞接到齐燕铭的电话，便带着印样径直到北京饭店，将印样交给了齐燕铭。齐燕铭立即将印样呈送中央领导人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们过目、审阅。一星期后，齐燕铭亲自到同古堂，高兴地告诉张樾丞，毛泽东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新政协筹备委员会正式决定将刻制国印任务交由他来完成。
    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 “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和伙计们说： “毛泽东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共产党 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样确定之后，张樾丞就忙着指导儿子张幼丞跟伙计们对原料进行粗加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这些工序做完后，张樾丞亲自动手画印样，写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拿凿子凿，用刀子修。几天后，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
    镌刻这种印玺是有极严格的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印治成之后，四个角都要突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名曰 “启封”，所以张樾丞家没有留下成品国印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要，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建国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外人知道的很少。
    1961年，张樾丞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 “文革”中，张家数次被红卫兵抄家扫 “四旧”，家人深怕节外生枝，在造反派责难之下，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
    正是由于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在当时就鲜为人知，这也就造成了在数十年之后有关写开国大印的文章有诸多不同的版本。有些文章不仅严重失实，甚至张冠李戴——公然将治新中国国印的桂冠戴到别的什么大师头上。
    对这件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建国五十年之际，我国著名文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张樾丞生前好友，全国政协第七、第八届委员史树青先生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曾予以澄清。史树青老先生明确而负责任地告诉社会各界人士，治国印者为张樾丞而非其他任何人。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印为张樾丞先生所治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张樾丞先生所治的开国大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被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孟昭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