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冠名的奶业风波还没有完全消散，舆论漩涡中又隐现一座“激素门”：武汉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性早熟特征。受害儿童家长曾想把奶粉送检，却深陷“检测无门”的窘境，一些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婉言拒绝了家长们的个人申请，权威部门称关于奶粉的检测指标中也没有激素这一项。
    “投诉无方、检测无门”，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意思，这是继孩子遭受不明伤害后，这些不幸的家庭遭受的二次伤害、“次生伤害”。假如说前者还是有着“点背”等个人偶然因素的话，那么求助政府权威监测机构却被委婉地拒之门外，则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视做卸责的表现。这对公众感情的戕害，比单纯的几包毒奶粉为祸更烈。
    因为质检部门和药监部门，本应是食品药品安全的把关人。它们受雇于民，纳税人花钱购买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全心全意创造方法满足公众的相关安全诉求，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以“个人申请”不合规范，“激素检测”不在指标之列来搪塞推诿，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相关的消极论调公众并不陌生，因为几乎在每起类似事件中，质检部门最开始弹奏的准是这种“标准滞后，XX不在现有检测标准之内”“设备老化检测不出XX超标”等“技术有限论”。这些话看似有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检测指标滞后，检测设备老化，非但不是监管或质检部门堂皇的借口，反而应该被它们引以为咎。
    这侧面表明，我们的监管是漏洞百出的，至少不是与时俱进的，还有多少“检测空白”领域，等着公众用自己的身体和健康来试验——甚至是用不会说话只会喊疼的婴幼儿之躯——公众被迫成为检测化学添加剂和各种激素的小白鼠，这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沮丧的是，即便因为身体不适怀疑某种食（药）品存在这方面缺陷，在这些引起争议的食（药）品安全事件中，你可能还不得不先面对质检部门的消极表态。直到最后越来越多的案例和证据浮出水面，舆论大哗政府介入时，监管方才紧张起来。但也多是运动式执法，毒瘤是否从根子上拔出了，公众也存在犹疑。毕竟三聚氰胺一再登场，就说明存在链条式溃败的监管环节并未得到彻底修复。
    奶粉有毒，就算通过运动执法得到肃清。但在毒奶粉背后企业精神以及监管上的三聚氰胺，却可能低调潜伏，伺机再出。所以如果不能明晰企业的责任与道德、完善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那么在三鹿圣元之后，谁能保证即便关上“激素门”后就没有别的门了呢？ （李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