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的调研显示，近十年来，高校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主要集中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上，其中涉及贪污案件最多；犯罪主体主要集中在学校领导、主管财务人员及后勤管理人员。其中尤以主管人财物审批和受委托经营、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人员居多。
    从财政部3月公布的数据看，截至2010年底，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共发现“小金库”50738个，涉及金额200多亿。其中，去年新发现“小金库”7036个，涉及金额130.47亿元。这就无异在说，教育系统也和党政机关等传统腐败高发领域一样，不仅已经失守，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不妨看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广东省检察院公布的十大“典型案件”中（2009），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长赖来新受贿案位列第二。可这起受贿案的最大“看点”，不是收贿金额特别巨大，而是涉案人员特别众多。也就是说，英德市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校长近百人，都在赖局长受贿被查时闻风自首。由此不难佐证，如今腐败现象已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腐败刨根究底，首先是腐败者“能够”腐败，他有腐败的这个“能力”。你让一个打工的农民工，贪污或者接受贿赂，只能是天方夜谭。而权力下设置的“小金库”，就成了挥霍的基础。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说，图书馆购买图书获得回扣，一直是行业惯例。这个回扣，就是码洋与实洋的“差额”。不妨想想，当每年百万之巨的回扣放在面前，又缺少公开监督的时候，谁能保证不为所动呢？所以，葛某自2007年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以来，与学校签订不设小金库的协议，用他的话说，我“也是自己救自己，花多少钱开多少钱的发票，安全。”否则，“我没几天就犯罪了”。
    这就有了一个启示，防腐或者反腐，不能寄望于老师坚守“师道”。在诱惑面前，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也有步入歧途的可能。只能想方设法，废掉他们腐败的功夫，比如彻底关闭小金库；私设小金库者，一律以涉嫌贪污问责。舍此，就别怪糖弹威力巨大了。
    （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