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一个寻常的日子；后来，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五四。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许德珩、傅斯年……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紧相连的人，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他们都在做什么？
    1.是阴云密布？还是春暖花香？
    1919年6月5日的《晨报》与6月8日的《每周评论》记载5月4日的天气，是“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而陈独秀的记述是“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一派阴惨暗淡的景象。
    真的如此吗？“五四”被捕的学生杨振声日后撰文说：“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在北大学生范云的记忆里，“1919年的5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
    冰心先生在《回忆五四》一文中，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五四运动15年后，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统照的回忆中，当天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5月4日的中午，“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确实有风，但是个晴天，并非“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由此可见求真之难，即便同一天天气的阴晴，也各有说法呢。
    2.扛大旗的傅斯年早离场
    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4日大早，傅斯年便来到了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
    13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下午，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他们痛打了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这一天，著名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
    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3.蔡元培营救学生后辞职
    最为悲壮者，为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氏郭钦光，5月4日行动，他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三日后便悄然而逝，享年24岁。
    5月4日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
    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4.鲁迅忙着买房
    1919年早春，周作人发表《思想革命》，鲁迅则发表小说《药》，揭示小市民的愚昧和麻木，痛惜革命烈士毫无意义的牺牲。
    对他们来说，这一年的5月4日似乎并不太重要。这天，鲁迅写了两篇文章，周作人干脆悄无声息。在整个新文化阵营中，这两位声名鹊起的同胞兄弟并没有参与学潮。
    在波澜壮阔的1919年，鲁迅在忙着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在他已经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在五四学潮前夜，他开始四处奔波，寻觅新房。
    5月4日当天，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35页中，日记素以情感色彩淡化甚至隐晦著称的鲁迅风平浪静、轻描淡写记曰：“四日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先生上午赴朋友“红白喜事”，下午与文友聚谈，品茗赏书，一派悠然见南山之势。
    而据史料记载，当日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刘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组织社会支持。生死存亡紧要关口，他如何抽空到了鲁迅家中，“交与书籍”后，所谈何事，这一切，今天也无所考据了。
    5.胡适等人打算“拆伙”
    此日，周作人远在东洋。他与鲁迅商定，将家从绍兴迁往北京。为此，他于4月告假先回绍兴，将妻子和子女4人送往日本东京岳母家，还没有来得及去逛上野公园，就听到五四的消息。5月18日，他赶回北京，约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4人，去慰问、探视被捕学生，结果被拒绝，只好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便返身回了家。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胡适5月4日在上海。4月底，他就前往上海迎接自己的导师杜威。5月6日，才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发生学生骚乱的消息；5月7日，又收到陈独秀的来信，报告五四运动的详细经过。
    胡适是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
    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6.陈独秀出了丑闻
    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5月4日的具体活动，已无法考据。但那时他的境况却并不太美妙：仕途受挫，绯闻缠身。4月初，陈独秀便主动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
    据有关记载，1919年3月26日夜，北京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却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可能与他有关；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
    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是因为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
    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要求。陈独秀传出这样的丑闻，自然要惩治。深夜12点，他们才散去。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这一体制更改原定于暑假后实施，现在突然提前，成了体面的人事变动。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汤尔和看到他“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7.毛泽东离开北京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间，首度入京的毛泽东心情抑郁，他当时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道：“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
    在北大，毛泽东通过借书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我试图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讲南方方言的图书管理员要说些什么。”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置身于外。
    第一次进京，他待了半年；第二次进京，不到4个月，他就不愿再待下去了。五四运动发生时，毛泽东已经离开北京。（焦虎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