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新闻办10月27日发表白皮书，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设完成。既然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基石，那么，体系化的法律建设完成，尤其是从“文革”的“无法可依”状态走过来，应该说宣告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比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法律实践，是法律在现实社会和国民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过程的30年里，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和调控社会矛盾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管用了吗？公众对法律是越来越信赖、越来越有信心了吗？这是非常值得回答的问题。
    从某些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角度看，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的形势却是越来越严峻了。在这种形势下，法律不是越来越受重视，反而是越来越被放弃，转而依靠行政和政治手段了。相应地在公众方面，法律也就显得越来越没用，法院的门槛反而越来越高。法庭难上就上访，上访困难就上街，上街困难就上网，上网当然也困难。这和政府的对应管理手段是一个攀比互动、水涨船高的过程。
    到了最近几年，法律甚至正在演变为一种禁忌。检索时下的不少官方文件、官员讲话和媒体语言，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法律”、“法治”和“依法办事”等词，变得越来越少见了。如此刻意地回避法律，这都是为什么？现实告诉我们，许多问题被带离法律的轨道已经多么久远，回归法律会有多么难。如果依法办事，那么，首先被追究的，恰恰是“有关方面”，是“掌握法律的人”。这就是“理性”的秘密。可悲的程度已经到了有些法院也不敢讲法律的地步。法院门口公然高悬着压倒法律的政治口号。官员指挥公检法，则已经公开化制度化，见诸于媒体的表扬稿。
    某省纪委的一位公务员写道：“法律没制度管用，制度没文件管用，文件没批示管用。”普通民众则在心理上把法律定位成了权力的奴婢，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段子说，中国的“三大基本法”是“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中国的“三个诉讼规则”是“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中国的法治基本状况，则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这是多么令人沮丧的民谣，可是谁能说它都是一派胡言呢？
    这种危险的状态已经维持很久了。这样的状态维持越久，回归法治本位越难。而回归法治是必须的，这是国家的希望和出路。那么，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始“依法治国，有法必依”呢？回答是，任何一天都是开始的时机，法律至上应该是无条件的，来自官方和官员的阻碍不能成为挡箭牌。（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