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上面的这个题目，是笔者近日有感于一位企业界朋友的遭际而萌发的感慨。近20年前刚结识他时，这位出身于咸阳农家的朋友就以其良好的理论素养、精明干练和正派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却长期屈居在厂俱乐部下面的一间昏暗办公室里坐冷板凳。就在他快到知天命之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临危任命为这家大型企业的领导，也许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缘故，他上任后果然不负众望，通过弘扬正气、大刀阔斧开发新品，迅速扭转了连续多年亏损的局面，使企业利润逐年大幅增长，职工收入跟着翻番，接着又大举开拓国际市场，各项经济效益不但跃居省内行业第一，在全国也名列前茅。
    由此，我想到了前几年在企业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搞好一个企业仅靠一个厂长不行，但要搞坏一个企业一个厂长就足够了”。记者眼看着其周边一个个条件比他们好的同类企业接连垮台，职工们纷纷下岗之时，这家当初万事不如人的企业如今不仅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几千名职工也因之而受益，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他们遇到了这个好领导。对此，我曾在省上一次会议上对众人感慨：选“好人”、用“好人”干事实在是体制之幸，社会之幸，也是职工之福呀。
    体制和人的因素孰重孰轻、谁先谁后问题，似乎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我是个制度决定论者，如今依然主张制度乃至体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的决定性作用，但我同样明白任何制度和体制都需由人来创立和维系。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和体制，好的制度和体制可以有效防止大的过失和错误，同样用好“好人”也可以弥补制度和体制的缺失，将其错误和弊端降低到最低程度，最终推动社会的良性变革。
    但好的体制和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更何况处在当今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多如牛毛的空隙，给众多品质低下者提供了胡作非为的机会和寻租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用“好人”干出好事，让大家对社会葆有信心，其实不但是体制之福，对操权柄者也未尝不是一种“恩惠”。前几天媒体披露的某省金融行业贪腐官员，因为结党营私为收受几百万回扣，将银行上百亿信贷资金打了水漂，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试想如果在审核环节有一个“好人”当道，这些掌门人虽然眼前可能是吃了一点小亏，但最后就会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占有一个很大的“便宜”。
    这位朋友的同行们所执掌的那些企业，垮掉的原因不乏市场因素，但大多是由于领导能力低下、贪腐成风所致。在现行体制下，试想如果上级能给这些企业配备一个好班子，这些企业和职工的命运将会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结局；而我这位“大器晚成”的朋友，如果早些能遇到“伯乐”而脱颖而出，企业得救的是否会更早一些呢？当然假如没有偶然因素，他终老于“垄亩”之中，这家企业怕也难有今日这般辉煌。在历史上，后周的柴世宗若不是英年早逝，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就不会延伸那么久长，试想没有小平先生南方谈话，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如此顺利确立吗？我不是单纯的英雄史观论者，但在关键时刻和特定时期，一个“好人”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同样，手中有权的郑筱萸几乎毁了国家药监总局，执掌铁道部多年的刘志军，将整个高铁行业几乎推向绝路。一个奸佞当道，其破坏能量也绝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对社会的危害。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呢？当然不能像当年阎老西那样让谁来给颁发一个“好人证”，证明其为“好人”，但不等于“好人”的标准也就没有。央视记者柴静在题为《认识的人，了解的事》演讲中所讲的一段话，说的何其好呀：“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我以为上述演讲中所描述的就是“好人”的一种标准。自古到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只有用好这样的“好人”，让其当道得志，才能给体制增光，才能为民众造福，才能改革和完善体制，有望建立起一个充满公平和正义的社会。（郝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