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及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
    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南京国立编译馆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地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恶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傅国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