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社论是时代的脉动，所以，只要熟悉社论的人，肯定很清楚当代中国的大事件。有一段真实的故事，眼下在京城很火的一个学者，十四五岁的时候，对报上社论背得滚瓜烂熟，“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中了，头一天他还在生产队的地里放羊呢，第二天就背着铺盖卷来到北京一个著名院校上大学了。由此可见，那时候的社论该有多么巨大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有人别出心裁，编撰了一本以《人民日报》社论为线索的往事回忆，让已故的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先生口述这些社论的时代背景，真实地记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书名就叫《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中记有范荣康这样的话，说他在《人民日报》近40年，干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社论和评论员文章。50年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很多，几乎天天有，有时还一天两篇。他总结这一时期的社论选题，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批评某些思想倾向的社论，主题鲜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如《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勤俭办企业》等；另一种通常是只做这样的考虑：“质量问题很突出，要写篇社论喊一喊”，甚至是“质量问题很久没有发言了，要写篇社论提一提，就把题目定下来了。如《不要蛮干》，就是根据一封读者来信想到的选题，来信说在宝成铁路施工时，发生雨水冲击，连续塌方，但为了保证‘七一’接轨而赶工期，造成工伤事故”。社论说“类似这种明明不可能、却要蛮干的作风，在工业交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提醒“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
    因为50年代修铁路和修公路，沿用的还是战争年代“先通后备”的老办法，就是先通车后再逐渐使各种设施完备。范荣康写这篇社论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让“先通后备”的做法不要再继续下去。这篇社论发表后，以小说《保卫延安》一举成名的作家杜鹏程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来一封长信，对社论提出批评，说这篇社论否定了宝成铁路筑路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人民日报》则在本报的内部刊物《业务通讯》上，客观地刊登了这封来信的全文，但没有表示谁对谁错，而是提醒大家在写文章时注意了一个方面的倾向时，但也要考虑另一个方面的倾向。杜本人因为《保卫延安》中正面歌颂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德怀，后来也遭受株连，“文革”中更是惨遭迫害。而那篇《不要随风倒》的社论，则是《人民日报》在1956年发表多篇“反冒进”的社论和报道之一，从而引发了一场更大的批判“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论争，这也成为了“文革”第一位殉难者、当时总编辑邓拓的一条主要罪状。
    批判“反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大的浮夸冒进。到了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就把年初定的500多万吨的钢产量指标翻了一番，要为1070万吨钢产量而奋斗，会议期间，《人民日报》还刊发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劲文章。到了9月，河南全省土高炉日生产生铁就达到1 .8 万多吨，领导指示范荣康写社论，题为《祝河南大捷》，文中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那时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一个月后，广西一个县又放出了日生产生铁20多万吨的“特大卫星”，那就再写《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祝广西大捷》。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人民日报搞工业报道的全体人员还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徐水去了一天，吃的是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饭”，主食是煮土豆，菜是炒土豆，虽是不算好的一顿“土豆餐”，但大家还是觉得共产主义要实现了，情绪高亢，边走边唱，在乘火车回北京的途中，沿途灯火辉煌，到处是土高炉挑灯夜战，所以范荣康在1959年的元旦社论中就用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的句子，后来也成为很多人写文章的惯用语了。
    庐山会议后，按照社论计划，就开始组织撰写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社论了，范荣康写了两篇。一是很长的一篇《“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五千多字，内中列举了很多数字，看起来好像理直气壮，其实是强词夺理，是遮人耳目的掩饰之词，摆的是假事实，讲的是歪理。历史已经证明，庐山会议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据”，倒都是真知灼见。另一篇是《市场的形势的回顾和展望》，这时候正是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但城市商店的供应匮乏，货架都是空荡荡的，可遵照上面领导的布置，还要在社论里硬说市场繁荣，一片昌盛。书中记述，作者连自己都吃不上肉了，却要在社论中解释“城市里猪肉等副食品的供应比过去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农民消费量整个说来是有了相当大的增加”，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假大空”式的自欺欺人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和自惭形秽。□韩三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