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10-23
邓小平放弃“四个现代化”的口号
1979年底,邓小平曾经提出过两个新名词: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另一个就是“小康”。
后来,“中国式的现代化”没有能够流行开来,“中国式”逐渐演化成“中国特色”了;“小康”则流行至今,而且还在不断丰富、扩展它的内涵与档次,由“小康”后退至“基本小康”,再前进到“总体小康”,现在又前进到“全面小康”。
“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梦想,当年孙中山也提过。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重提“现代化”,紧紧地抓住了那个时代民心的主流倾向。那时叫做“四个现代化”,即“到本世纪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邓小平当政之初虽然果断地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他仍然继续使用“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与总体口号。但是当邓小平从日本、新加坡、美国进行实地考察,转了一圈,他终于睁眼看到了美国、日本所代表的当代现代化最高水平了,他长见识了,开眼界了,他看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距。
访日期间,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那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看到流水线上一辆辆汽车在飞快地下线,邓小平是什么心情呢?他感叹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其实就是不服也不行。后来在1978年9月12日,在朝鲜访问的邓小平又重复了他的感慨,他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9年1月访美前,邓小平特别提出,既然到了最发达的国家,参观活动要围绕着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访美期间,他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厂、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现代化企业。
访美让邓小平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是不现实的。”
邓小平终于认识到“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能是一个现实的战略目标,没有可行性。
正因如此,邓小平才能果断地从“四个现代化”退下来,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用“小康目标”来形象地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二平相见”与小康目标
那不是一个春天的故事,而是一个冬天的故事。
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邓小平接待并与之会谈。邓小平的“小康”目标就是在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启发下提出来的。
大平正芳资历不寻常,他是日本著名的经济专家,在东京商科大学上过大学。该校是日本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摇篮。大平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与计委、经委)工作了15年,42岁当选众议院议员,50岁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协助池田勇人首相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于1960年在国会获得通过。该计划目标是十年翻一番,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结果只花了七年,计划就得以实现。1966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首超英国,1967年继超西德和法国,经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1970年人均收入超过了1500美元。
历史给了这样的机遇,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丰富的成功的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经验的大平坐在了邓小平的面前。
大平问小平:“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
虽然承认自己落后,也有虚心学习态度的邓小平没有想到大平会提这样的问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陷入沉思。
小平确实是机灵人,他只想了大约一分钟吧,脑子里就灵光闪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
邓小平缓颊而款款言道:“你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金,所以我想我们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翻两番,那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金,就是你们现在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啊,这样我们的总量就跟你们现在一样了,尽管我们还很穷,人均还很低,但是我们有着这样的总量,我们就可以做点事,就可以在世界上也做点贡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生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可以吃饱穿暖,我呢就把这个叫做小康。”
思路清晰,数字计算准确。
“吃饱穿暖,叫做小康”,多么低调!表面上看来是无准备的回答,其实这是邓小平心中苦心孤诣、萦怀久思的问题。
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即使到本世纪末,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已经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平均收入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一千美金,我们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行。就算是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我只能说,中国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就是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目标的最初、最早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春天画的那个圈是给特区画的,冬天画的这个圈才是给全中国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1981年11月,“小康目标”被写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分两步走,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
邓小平后来多次回忆他与大平的这个谈话。有一次,邓小平说:“这个回答当时不准确的,但也不是随意说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又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接着我说,我设想到本世纪末,那时还差20年左右,如果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美元的基础上,就可达到800至1000美元。”
邓小平在这里又向后退了一步,先前说1000美元,现在又变成了“800至1000美元”了。也许当时的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没有人计较这一点。但是当时的笔者注意到了,怎么又变了?可见人均1000美元也是没把握的,这不是变卦,而是更实事求是。我为“小康”而感动
现在回忆这件事,作为一个老人,我仍然感动。
邓小平的小康,一是低调;二是务实。不是豪言壮语,没有虚伪矫饰!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没有什么“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巧言令色,不如金石之言。什么是“金石之言”?“小康”就是。
以往的中国共产党的红头文件是绝无“小康”这个词的,但是几千年的中国宗法社会一向就有“小康”的概念,它一向就是挂在人们口头上并深入人心里的观念。在我的家乡,乡亲们常常将这种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形容叫“小乐味”。
“小康”正如邓所说“可以吃饱穿暖”,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也包括衣食住行等其它基本问题。这是最基础的小康概念,也是最低的小康标准。
在此基础上追求殷实一点,囤里有陈年积粟,衣服够换洗;同时追求宽裕一点,家中有点存款,能够应付个小病小灾;手里有点零花钱,逢年过节能够买点鸡鸭鱼肉改善改善生活,孩子上学的学费不发愁,男人能够喝上二两小烧,女人过年能买件新衣服,房子宽敞点,不能是北方三代人睡一铺大坑,或像上海弄堂里几代人挤在一起的鸽子窝。
当然,小康的标准也是与时俱进的,标准的提高需要岁月积累,不可能一天吃成一个大胖子。日子过好了,草房子变成瓦房子,瓦房子变成小洋楼;老三件变成新三件,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变成小汽车。
“小康”永远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换来的;“小康”永远是扣扣索索、量入为出、算账过日子的;“小康”拒绝大手大脚、大吃大喝;“小康”鄙视一夜暴富,为富不仁。从这个意义上看,小康也代表着一种社会风尚。
“小康”似乎是“四个现代化”的倒退,更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淡化甚至否定。但这个“倒退”倒退得好,这个“否定”否定得更好。中
国人民过了几十年“假大
空”的日子,必须脚踏实地
地重新干起来。好好种上
几亩地,好好养上一塘鱼;好
好开上一家店,好好做一名
耕夫贩卒;也包括好好做一
名有技术、有文化、有品德
的农民工——小康的希望
在前面,路却是从脚下走
起。谁的脚板底有几个泡?
只有自己知道。
邓小平为“小康”而奔走
“小康”既出,邓小平很
满意,也很得意。从此后,
他将“小康”作为一个大目
标来抓。从南到北,从东到
西,到处巡视,到一个地方
就掰着手指头与那些地方
大员们算“小康”账。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湖北视察二汽时对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
邓小平说:“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我做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邓小平交往录》199页)
这样的算账是有用的。
邓小平与省委书记们算账,你什么时候翻一番,什么时候翻两番?他又如何翻?内地和西部落后地区可能翻不了那么多,沿海地区就要多翻点。农村可能达不到,城市如何多翻点。
结果邓小平也算准了,到世纪末中国经济果真翻了两番还要多,大部分地方也算达到“小康”目标了。“小康”的意义小康虽小,意义非凡。
“小康”的直接概念首先是“小康生活”,然后才是“小康社会”。无论是“小康生活”还是“小康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30年来在经济领域中提出的第一个直接针对老百姓生活的口号。它与“十五年赶上英国”不同,那是针对国家的目标;它与“四个现代化”也不同,那也是针对国家的目标。只有“小康”直接对准了老百姓的生活,是将改善提高百姓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的经济建设目标。
为什么别人没有提“小康”?为什么邓小平提“小康”?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在他心中的份量不一样。
1978年9月,邓小平到朝鲜访问回国后在东三省滞留了约一个星期,先后视察了几个地方,发表了多次重要谈话。邓小平情绪激动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邓小平是一个强势政治家,不是一个在公开场合动感情的人。但我们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明显地感到他动了感情,充满了愧疚与自责。
客观公正地说,中国的贫穷是从康雍乾盛世的末期就开始了,然后就是战争,外战与内战,外战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内战争权夺利,不顾百姓死活。好不容易建国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及一系列错误的、荒诞的经济政策加速了它的贫穷,将中国经济推向了可怕的深渊。历史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小康”目标提出以后,中国的经济下滑的趋势才被真正扼制住了。
这是一个光辉的“拐点”!从此中国经济曲线的“负斜率”才真正变成了“正斜率”。
也只有这一次,执政者承诺老百姓的事居然没有放空炮,多么了不起!
当“基本小康”的目标实现后,现在我们终于有条件谈高层次、高标准的“全面小康”的目标了,这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据胡鹏池《我心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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