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4-11-20

　　 赵俪生，教授。山东安丘人。1939年至1947年在陕西扶轮中学、雍兴高级工业学校等校任教。后任河南大学副教授。建国后，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甘肃省史学会第一届副会长。早年从事苏联文学翻译和革命文学创作，以冯夷等笔名发表过不少译作、剧本和小说。后专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
　　张申府 

　　我18岁那年初识张申府先生，记得他身材较高，方脸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严整地打着领带，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一次到他的办公室去，看到他正把两条腿架在书桌上读杂志，这样的架势，像是后来看到的丘吉尔和尼克松照片中的形象。那时，他在清华大学是教《逻辑学》的教授，但当时还“吃不开”，此前却是大人物，曾是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创建者，黄埔一期生入学口试的主持人。他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学，而是骂蒋介石，成为热门的政治论坛。听他课的人不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保持着自己见解从拥护或者反对立场上来挑拣他的政治论点的，另一部分则是来混学分的。他的课交上一份读书笔记，没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课从不点名的张先生突然点起名来，原来他收到一封信，画上有人举枪在向张先生射击。上面写着一行大标语“第三党万岁！”
　　“谁写的？请站出来！”他声色俱厉地说，课堂上鸦雀无声。好半天，张先生的语调缓和了。“说我是第三党，大概由于我认识邓演达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认识了蒋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认识了朱德先生，那么，怎么来定我的党派呢？我申明，我是学哲学的，像苏格拉底一样，从来不怕死。”
　　“一二·九”运动，他是幕后领导人之一，后被捕，清华教授会还通过决议开除了他。解放后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因发表过“划江而治”的议论，不符合“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过他一次，他的记忆已全然模糊，师生一见面，就傻乎乎地问“你四十几了？”已不能谈什么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学者”的身份访问美国，张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诉我，“划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说，张申府曾亲口说过，当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是馆长室秘书，有一次毛泽东交来由他缮写的材料，可能缮写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满意吧？李叫张转告毛重缮一遍。张回忆说，他非常客气地对毛说：“请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对方的脸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后来，我读到一本陈伯达的书，说陈初到延安与毛见面，当毛得知陈是从北平来的，即刻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足见毛先生是一直将张惦记在心的。
　　蒋南翔
　　在一二·九后期，记得蒋南翔到我房间来。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我明白了。他是在启发我，要我提出参加党的申请。我说，“容我考虑考虑。”过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说，“我读列宁传，读到马尔托夫的事。马尔托夫主张，有些知识分子可以邀请到党内作为党的宾客，而不需要他们遵守什么组织性、纪律性。列宁狠狠批评了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是孟什维克，当时肃反，‘契卡’已经把马尔托夫列入被肃的黑名单了，列宁却弄来一张车票叫女秘书送去，让马尔托夫逃往西欧。事后，列宁想起马尔托夫说，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呀。我读过后，总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再也不找我了。
　　嵇文甫 

　　1946年冬，我到开封河南大学拜访文学院院长、文史系主任嵇文甫先生，此前，我曾读过他的一本《左派王学》。嵇先生跟北大、清华我常见的西服革履的教授们完全不一样打扮，他长袍马褂，翁头棉鞋，一派理学家的装束。家里一切清简，不讲究摆设，也没多少书籍。但他谈起学术来却有滔滔之势，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借用《世说新语》中的话来形容他，“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当时嵇先生由于思想新颖，正受到种种限制，当时他所住院落的临街墙上，就刷着伪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标语：“纷杂错综的思想必须纠正！”正在苦闷寂寞之际，我们一连谈了三夜，“引为同道”。记得他讲的是孙奇逢，我谈得是“关中三李”，这两个话题结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纪的北方文化史吗？第二年我到该系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课，我接着从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讲起，后来发表的《清初四大学派》，就是那时的讲稿。
　　嵇先生河南汲县人，北大毕业，三十几岁时去过苏联，所以不喜欢琐琐言教，他的学术路子很大，于学无所不窥。他常说，他不是不会作考据，但对许多琐节考据家很瞧不起。他曾经冯友兰引荐，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但对当时赫赫负盛名的“诸沈”、“诸马”很不抱好感。这样，他又回中州来了。嵇先生晚年，几乎全部从政，颇有意于“政术学”的研究，身兼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郑大校长等职，而迄未见留下成品。
　　范文澜
　　华北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华北革命大学合并而成的，改组后两人任副校长，由吴玉章担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汤阴做官，所以生活习惯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来，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史学、文学、训诂学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于赋性偏激，所以早在共产党“左”以前，他已经“左”起来了（这一点与鲁迅相似）。他写文章骂孔子，骂宋明理学，骂朱熹，骂佛学，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后，他很受尊重，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范老在延安就写起他的《中国通史简编》，我曾有缘读到本书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订本）。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问题是像配方一样，这残暴荒淫与无耻究竟应该占多大比例？它是不是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美好的希望与前瞻。所有的这些话都是在背后叽叽喳喳，可我把它带到了长春，经人揭发，后来成为一条罪状。
　　成仿吾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在“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荣孟源
　　最妙的人儿数他了。他属河北沧州盐山的荣家，是大家。他应是最老的党员，可当时不是，党籍被开除掉了。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时代，那时他是延安师范的教导主任，延安师范奉中央命令，校址要与西北局调换，学生们不同意，荣的“小农意识”也出来作祟，“为什么我们辛苦一场的打好的窑洞要让给高麻子？”于是兴起风潮，教员罢教，学生罢课，由荣执笔起草了《上毛主席书》。隔一日，毛的批示下来，四个大字，“岂有此理”。群众欢腾了，“毛主席都说西北局岂有此理嘛！”谁知周扬到来，代表边区教育厅宣布延师解散、停课整风，荣孟源停职反省。老荣的党籍就这么丢掉了。所以他满脑子装着“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这一类牢骚话。
　　郭沫若 

　　我从小对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开始对他并无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学院以后的事。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给《人民日报》写信，说有情况要反映，他们打电话约我晚七点到报社，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有四五台打字机围在我身边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让我吃惊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应酬”，后一段“但是”就厉害了（一个“但书”，毛泽东就几次阐发过“但书”的重要作用），说毛主席教导说，假如拿敌对的态度对待同志的话，那么自己的立场就不知不觉站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好家伙，这不是说，谁给郭沫若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吗？可惜的是，这封复信文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话，我一定影印出来“立此存照”的。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恶梦》，文中不点名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鋆，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华岗 

　　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肩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
　　俞平伯
　　九十年代报刊上很捧他，也许是因为在《红楼梦》上蒙过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当时我对这位老师却尊重不起来。个儿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头，一袭蓝布大褂。初开学的晚会上，他献演《活捉》，他演张三郎，夫人演阎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剧修养是够好的，但看后心里总不是味。去听课，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园先生曰”，做学问就做学问吧，引先曾列祖有什么必要？！
　　杨联陞 

　　是高我一届的大学同学，在学校住一栋宿舍。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别人告诉我，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电话里，杨用中国话说：“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都要来，我老了，接待不动，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我告诉他，这些都无所谓，但我困居旅馆，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杨发话了，电话里声色俱厉：“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电话，我问你，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忍不住了：“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面就要容我来说了。记得卢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们二人在清华门口说过的几句话。你说这一来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的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却在中美处于极不友好的时候跑到了美国，替侵华军队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在美国，还见到杨联陞的一部论文集，胡适写的序，好大的口气，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译成中文的。
　　（本文辑自赵俪生《篱槿堂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