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01-05

　　“土豪”这个词在中国的流行，和对贵族的向往分不开。于是在对土豪嘲笑批判(是不是还有一些羡慕？)的同时，怀念贵族、歌颂贵族的声音也多了起来。赶上领袖要求弘扬传统文化，老祖宗那里宝贝不少，贵族派头也是其一，重塑优雅，也就成了时髦。
　　而我的那位老领导，最近来电话却说，与其回归贵族，不如重造“士”。
　　他这个意见有两个前提的限定：一是说如果我们要承继传统文化的话，二是说就传统文化的人格培养优点而言。在这个限定之外，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是现代化的，就离不开世界共有人类文明成果的吸纳；而健康中国人格的培养发育，也是需要中西文化的两种营养成分。
　　一
　　为什么说士比贵族重要呢？
　　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国历史的主干就是以士作为人格载体所担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精神修养与道德情操。而王侯贵族，看起来举足轻重，实质上不过是历史上的配角。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一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也一定是和当时的士有共同点的。世界上的贵族都是相似的，而中国的士却有自己的风姿与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士本来是末等的贵族，但是在周代，它就已经向庶民的方向滑落。在孔子时，士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阶级，游离摇摆于贵族与庶民之间，上可为贵族或为官，进入统治集团，下可为民，即成为被统治阶级。最终它定位于民之首，所谓士农工商。而这个士，在多数年代，得到了统治阶级和庶民的尊重，有着很大特权。
　　孔子本身就是一个士。儒家就是士的代表。正是由孔子集成发扬，将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士的人格特点，包括精神的、知识的、操守的，形成了体系的框架，最后在孟子那里，将它建成为一座辉煌的殿堂。此后，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士，成为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进程的价值主干和人格载体，道统在兹，文脉在兹。
　　二
　　可将士的精神内涵、行为特征与人格特点简单地归纳如下：
　　一、以匡扶天下为己任、救苍生保社稷的责任担当；
　　二、尽心知命、天人合一的信仰追求；
　　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
　　四、熟知经典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技能；
　　五、社会道德纲常的教化维护；
　　六、诗文琴棋书画及悠游山水的生活雅致。
　　说起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多是由士担任主角的，如安贫乐道的颜回，含垢忍辱的司马迁，捐躯死国的颜真卿、文天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以及清末的公车上书，谭嗣同的自投罗网，等等。
　　以上这些士最重要的精神内涵、行为规范，有一个集中点，就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之于士，就如其精气神和脊梁骨。如果没有独立人格，那么士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特的阶层，也就会浑然泯灭于庶民之中。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主干支持。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侵略灭国，那时节，“血沃中原肥劲草，天街踏尽公卿骨”，皇帝与贵族早就不见了，之所以中华民族还能复兴重起，所赖者士还在，士的精神还在，士的人格还在。士不断，文脉也就不断。
　　三
　　但是，这种士所承载的道统文脉，和士所体现的独立与坚忍，在最高统治者即皇帝看来，是心情复杂的，尊敬者有之，忌惮者恐怕更多。特别是在打下江山以后的和平年代，士的骨头太硬，声音太大，地位太高，为统治者所不容。中国历朝历代，对士最尊重的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宋朝，三是民国。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所重者人才，所以士有自己纵横捭阖的较大空间，于是百家争鸣，于是周游列国，士可以笑傲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那个时代是中国士的最好时期，但有特殊性。
　　宋朝才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模范年代，宋朝开国皇帝公开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并作为皇朝祖训，世代遵守。于是士以及晋升为官员的大夫阶级，相对于皇权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与抗衡性。宋朝之外的其他朝代，虽然也在制度上保留了对士大夫权利的程度不等的尊重，但尚不能与皇权抗衡。朱元璋打下天下后，特别对士的独立性深恶痛绝，将孟子一书删减数十处，并将这位亚圣从孔庙中驱逐。而清朝的满族统治者，由于其少数民族特殊性，对士的独立人格更是无情打压，使专制气息弥漫其朝代始末，让士的面貌猥琐，几不可辩，但声气还在。
　　而民国，士进化为知识阶级，在社会分工极大发展丰富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有了除做官任教之外的更多职业出路，其独立性得到了提升与保证。同时在西方自由平等的人权文化熏陶下，他们更表现了中西合璧的精神舒展和人格坚挺。现在我们追念感慨的那些民国范儿，无一不是这一时代背景的风气结晶。
　　但较之历史，真正让士或曰知识分子独立性根本消灭的，是在上世纪后半叶迄至如今。在经历了种种批判及至文革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最有士风的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抽掉了精气神，打断了脊梁骨……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再续前缘，出现了扬眉吐气挺胸伸腰之貌，但是好景不长，再加经济引诱和制度化碾压，终于使当今的知识分子整体犬儒化，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还在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但也处境艰难。
　　相比于断绝了贵族，扼杀了士，是中国更大的社会危机。
　　四
　　今天，中国是在全社会意识到信仰败坏、道德沦落给自己的生存造成极大危机后，才开始探索文化救国的。新的政治领袖提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探索的一种官方新策。如果要这样做，统治者高层是否能容忍士的人格独立这个根本特性？同时，我们要对士的当代性进行必要的改造，除了坚持其独立性之外，对其专业性、人文性、实际操作能力等都应当有更高的要求。换言之，知识分子本身要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提升。
　　最后，我想说，士也罢，贵族也罢，恐怕都不是目前我们目下这个社会环境所能造就的。只要有焕然一新的社会变革，其他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真正实施。□王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