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15-02-12

 布罗茨基（资料图）
　　作为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年少成名，在列宁格勒地下文学圈很早确立了地位。他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家的座上宾，深受器重。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受到英美斯拉夫学界的瞩目。以赛亚·柏林说，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纳博科夫读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说此诗“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牛仔裤在1970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始终欣赏其“杰出的诗艺”。在俄国，诗人拥有崇高地位；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普希金的荣耀也似乎仍可触及；而在俄语诗歌精英小圈子里，布罗茨基也正是被视为普希金的继承人。
　　布罗茨基在西方的名声却并非完全来自诗歌，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的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因写诗而获刑，被当局送去劳改，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这是他领受的一份苦乐参半的命运。他于一九七二年流亡西方，此后没有再回祖国。苏联当局不准许其年迈的父母探访独生子，一家人至死未能团聚。
　　诗人一九七二年前的诗作，题材多为爱情、离别或孤独，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如今，这位流亡美国的诗人已经作古。谈到那段尘埃落定的历史，人们是在回顾那一代俄国作家的艰难命运时，才重温他们经历的“历史性梦魇”。《小于一》（黄灿然译）这本书，通篇弥漫着冷冽硬朗的铁灰色，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作者的那种经历。两篇自述生平的文章，像是用防腐技术加工的一种自然主义叙述，读来令人难忘。
　　布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显得耐人寻味。
　　尽管其诗歌才华得到公认，在苏联主流和非主流文学群体中，他也被视为某种“另类”。正如爱莲娜·施瓦尔兹等人指出的，其语言的形而上追求给苏俄诗歌带来“完全不同的新声，乃至完全不同的新的思想方式”，但俄国文学倾向于热情洋溢的“倾诉”和“抚慰”，似乎不太适应那种偏好反讽和分析的抒情风格。他的散文和评论同样体现一种“智者风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也是通过文学评论文章，对自己的形而上倾向做了一番阐释。
　　《小于一》收录的文学评论，以介绍俄国诗歌的篇章最为著名，对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创作进行导读性评论，每一篇都堪称精警动人，气度不凡。正如库切所言，“文学批评可以说是布罗茨基的拿手好戏”。如果说批评的真谛是在于说教，布罗茨基这些文章则称得上美学说教的典范，像占据布道讲坛，以独白语气在垂直穹顶下侃侃而谈。其诗学说教铺张扬厉，有时浓缩如格言，结论总是直截了当，不容置辩。诸如，“美学是伦理学之母”，“死亡是诗人伦理的绝佳试金石”，“声音优于现实，本质优于存在”等等。而以下这句话是对诗歌生成的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定义：“记忆通常是最后才离去的，仿佛它努力要保存对离去本身的记录似的，因此一首诗也许是最后离开一个人呢喃的双唇的遗言。”
　　文明的理由，布罗茨基声称，就是要去“理解一个人在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自主性”。在《毕业典礼致词》一文中，他给出抗拒邪恶的方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
　　这是一种剔除了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解决方案，体现自由主义的文学启蒙意识。布罗茨基是迷恋语言、思想精美的怀疑主义诗人，不是安·兰德那样的西方政治伦理的热情辩护士。他对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个大传统的辩护，有其创作和生活经历的依据，源于美学和伦理的抉择。
　　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区别主要在于，他接受西方理性主义，尽管也怀有疑虑，而后者则表示嘲弄和憎恨，对任何基于理性主义的世俗化解决方案均予以否认。
　　此类疑虑，作家尤难回避。布罗茨基的回答则显示诗人本色。他说：“在一种事物与一个理念之间，我永远宁愿选择后者。”
　　理念的占用或独白，自有其非同凡响的精神意义。如此说来，流亡乃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命运。
　　□许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