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位于咸阳市人民东路32号的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陕西八方纺织有限公司）厂区内，各个车间陆续组织大家照相留念，准备着最后的退城入园（进入咸阳纺织工业园区）工作。大家恋恋不舍工作多年的环境，更难忘陕棉八厂曾作为抗日时期的军火中转站的重要地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凭借空中优势，对中国抗日前线和后方狂轰滥炸，掌握了绝对制空权。中国空军奋力迎击，但终因飞机少、实力弱，损失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联苏抗日，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了《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开始得到苏联的贷款和军援。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陕棉八厂前身）的仓库担当起援华军火物资的中转站和秘密仓库重任。
　　神秘车队押运军火
　　1937年11月底的一天晚上，近百辆清一色的美国道奇卡车，亮着车灯、顶着初冬的寒风，在黑暗中沿西兰公路由北向南一路驶来。车厢被帆布包裹得十分严密。从偶尔一闪而过的亮光可以看出，驾驶车辆的是中国籍军人，押运员却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官兵。
　　车队最后鱼贯而入行至我省咸阳市北塬的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仓库大院。大院内外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国民革命军和驻地警察的警戒岗哨。随着落满灰尘的帆布被揭开，车厢上满载的大炮、战车等重型武器露出了真实面目。
　　这些刚刚运来的武器军火由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和西安行营的军政官员清点登记后，被储藏进20间腾空的仓库里。
　　同在卸货现场的民主人士、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经理汪晴江叮嘱其他厂领导：注意保密，对外统一口径是“羊毛原料车队”。
　　第二年春季开始至1941年夏季，每年3月到10月份，苏联援华军火途经新疆入关，经过十多天长途跋涉，秘密抵达咸阳，然后继续运往重庆，有的就地分配给黄河河防部队和各战区部队，也有极小部分运至延安发给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
　　军第八路军，成为抗击
　　日寇的枪炮弹药。
　　援华军火长途跋涉运至咸阳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便全力封锁中国所有沿海港口，阻断国际援华。而当时的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日实行绥靖政策。中国只得将争取国际援助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西北，寄托于伸向亚洲腹地，伸向苏联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要经新疆转运至内地，支援中国抗日战争，需在咸阳设置一个大型中转总站。临时选择地址、建设库房都成难题。经邵力子及胡宗南等要人从中斡旋，鉴于打包公司在陇海铁路旁边，便于运输装卸。最终商定将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设在北塬上距市区十几里路的20余间窑洞库房腾出，作为苏联援华军火的转运总站仓库。
　　苏联援华军火物资运输通道，起点是苏联的萨雷奥泽克，经霍尔果斯进入中国境内，然后通往迪化(今乌鲁木齐)，穿过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先期终点站是兰州，后来扩展到咸阳，里程共达3750公里。
　　据一位苏联学者统计,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苏德战争前夕,苏联一共向中国提供了1235架飞机，16000门各类大炮，1850辆汽车和坦克以及数万挺机枪和其他作战物资。
　　公司经理多次打通关系为八路军送物资
　　汪晴江的女儿汪曼云女士向记者回忆道，抗战时期不少产品由小商贩输往陕北供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那时国民政府有禁令，不得售送棉纱、棉布供应陕北边区政府和八路军，以供应国军前线部队为主。但小商贩知道汪晴江经理与诸多国民党党政要员关系要好，就经常打着汪晴江的旗号，说这全是汪总经理的货，遂得以通过国民党军警设在三原、铜川等地的检查站运往陕北。
　　“抗战爆发时，我在西安读书。每次回家时，发现父亲总是很忙。有一次，父亲悄悄地对我说，给北边送的布料和盐，昨天又被挡在铜川，费了好大劲才找人说情给放过去了。”
　　汪曼云女士向记者回忆道，“父亲给我们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说，前方将士们为国正流血打仗。咱们在后方，是开工厂的，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为抗日队伍和民众多提供急需的纱布，这是民族企业家为抗战应尽的职责！”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开始倾举国之力进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无力东顾，对华援助逐渐减少直至完全取消。再加上1942年后，新疆地区盛世才开始实行反动的反苏反共政策，新疆地区和苏联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影响了西北公路的畅通。西北公路在经过长达四年的繁忙运输之后，又开始逐渐地沉寂下去，咸阳打包公司也完成了它的历史重任。
　　人物链接把民族企业完好交给新中国
　　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称汪晴江先生是“旧中国纺织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的奠基人之一”。汪早年就读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和上海南洋路矿学校。民国初年即以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号召为己任。1934年受中国银行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派在陕西咸阳创建了一个西北最早、规模最大的近现代化棉纺工厂，任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经理和咸阳纱厂副经理。他在陕西度过了26个春秋，在军政界和工商经济界有众多相知好友。
　　《咸阳大事记》记载,1936年1月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咸阳县城建成机器打包公司（陕棉八厂前身）。
　　1949年西安临解放前，汪晴江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召，携家眷前往重庆，国民政府命汪晴江负责将西北纺织企业迁往台湾，汪晴江和申新纱厂集团代表，荣宗敬的长女婿李国伟奉命去台湾前期考察，在基隆看到台湾一无棉花种植，二无电厂发电，根本无法办厂。汪晴江和李国伟相商后，决定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之将西北纺织企业迁台指令。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当天，远在重庆的汪晴江先生就给西安发密码电报，让时任中国咸阳纱厂厂长的留德回国纺织专家傅道伸，将咸阳纱厂和中国（咸阳）机器打包公司打包厂的全部设备、原料、账目、资金完好交给人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遂在1949年8月间派专人专车暗中赴重庆，将汪晴江一家人由当时尚未解放的重庆接回已解放的西安，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汪晴江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中央纺织部驻西北办事处第一副主任，西安纺织同业公会主任，当时定为行政十五级。1956年因年迈多病自请退职，应老友时任河北省副省长（早年中共地下党干部）杨亦周之邀住天津养老。1982年以90岁高龄在天津辞世。
　　□文/本报记者薛生贵
　　实习生杨志图/通讯员张新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