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有“十年磨一剑”之句，我却有“26年磨一剑”之行。我所谓的“剑”，就是11年前本报《北国周末》版推出的权佳果文革进京谏言长篇传奇及后续系列报道。
　　提起这一典型人物的公开见报，说来话长，就先从我59岁的2004年年末说起吧。当时报社的社长兼总编严天池，看到年届六旬两鬓苍苍的我，卸掉社委和部门负责后，多年仍风风火火跑采访、受考核，有点于心不忍，就劝我道：“老哥你还是内退吧，省得挣不够工分收入受影响。”我回答：“还有个重头题材，已拖了20多年了。欠的这笔文债不还，我就愧对时代，不甘心离岗啊！”也许是我的真诚话语打动了老总，他不顾年底社务、编务工作的繁忙，约我作了长谈。
　　我给严总讲述的，是自己20多年来挥之不去、梦绕魂牵的一项半拉子“采访工程”。那是1979年夏天，34岁的我作为省共青团系统的干部，在渭南团地委的一次会议上，了解到“超前11年否定文革”的青年农民权佳果其人其事。会后不久，我便赶到蒲城县就此作专题调查与采访。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份上书中共中央的五万言书(手稿)时，深为入狱时年仅22岁的权佳果之见识、胆量和勇气而震惊。在调查采访的日子里，我登门走访了经历11年炼狱释放回乡务农的权佳果（尚未平反），通宵达旦地翻阅和抄录其谏言手稿。权佳果的“万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阐发，对当年所执行的“阶级斗争为纲”政策，特别是对“文革”大胆的批评和抨击，见解精辟，分析透彻，文字老道。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人，我深感这一典型非同寻常。通过三天的采访和一天两夜的“爬格子”，8500字的长篇通讯在蒲城团县委的办公室里赶写出了，题目是《诚知青春秒秒贵革命我何惜此头》，后又把稿子送给陕西日报社。不久陕报就回话说他们要成立报道小组，在此稿基础上再作采访，并告知公开报道前，让我先缩写个“内参”。但题为《坚持真理的好青年权佳果》内参稿发出后，便没了下文。我曾询问过退休在家的陕报原副总编宋桂嘉,回答说：“具体的细节记不起来了，可能当时对文革的臧否还心存疑惧吧！”
　　报道权佳果的通讯稿虽未能公开发表，但以后多年我们俩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期间经推荐给他还争到一个省青联委员的身份。1984年春，担任蒲城贾曲中学教师的权佳果参加新成立的渭南教育学院首届招生考试，并以中文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得知这一消息后，已调陕工报当记者的我，立即赶到渭南去采访，很快拿出近3000字的通讯稿。此稿通过两级审稿，将篇幅压到1500字，发在陕工报1984年4月10日二版最下部，题为《坎坷成往事坦途在今朝》。此文在当时也曾引起读者的注意。光阴荏苒，一晃又是20年。现在我旧话重提，严总对权佳果——这位被尘封了20多年的传奇人物颇感兴趣，而且称其为“秦人的骄傲”。他当即找来改版后的《北国周末》主任郝振宇商榷，很快定下了报道方案：先给一万字的版面，放开写，还要配照片，图文并茂。
　　经历了20多年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用武的机会。于是我不顾雪大路滑，在元旦节采访了已是渭南教育学院副教授的权佳果；接着又赶到蒲城县，再一次查阅权的案卷，复印有关资料，并到权佳果的家乡西贾曲村采访。加之有渭南市广电中心干部李高田（权的同乡）的鼎力配合，终于在本报2005年元月14日周末版推出了万字长篇特别报道：《37年前，敢捋文革“虎须”的关中愣娃》，接着又先后推出《奇人权佳果续话》、《此情可待成追忆》三篇系列报道总字数2万余字。这次连续报道，总算在退休前了却了一桩心愿。
　　尽管报道的是26年前的“陈闻”，但权佳果其人其事毕竟是首次在头版头条以大块的篇幅推出，还是颇受读者关注。不少职工读者包括专家学者，纷纷来信来电谈感触、评文革、话改革，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将本报这组系列报道列入其文革史研究专著参考书目，并在著述中专题推介权佳果。他指出：“权佳果具有天生的理论素质，是难得一见的农村青年思想者。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权佳果的文章是标志青年思潮新阶段的成文最早的文献之一。”鉴于权氏报道的较大反响，本报当年三月以《奇人当年事改革堪借鉴》为题，又加按语编发了一组读者来信，给这组系列报道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杨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