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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运动员容国团获得男子单打冠军，令世界瞩目、国人振奋。接着，中国乒乓球队又连续获得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由此确立了世界乒乓球强国的地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掀起了全民参与乒乓球运动的热潮。由于该项运动开展条件简易，参与性强，在全国上下普及程度极高，深得国人的喜爱，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国球”。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对乒乓球运动也是十分关心，他与“国球”还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佳话。
“红双喜”牌乒乓球系列产品的来历
爱好乒乓球的人都知道，我国有一个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器材品牌“红双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喜庆的品牌名称是怎么来的。
那还是1959年，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多特蒙德举行。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首次参加世乒赛的中国选手容国团战胜了日本二号选手星野展弥挺进决赛，与匈牙利的36岁老将西多对垒。决赛中，容国团不负众望，打败对手，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竞技体育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庆。
中国乒乓球运动取得这样好的成绩，令世界乒乓球界刮目相看。世界乒乓球协会决定将1961年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放在北京举行。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还是新中国头一回，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乒乓运动器材。国家体委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由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上海来当此重任。上海方面很快研制出符合世乒赛质量要求的乒乓球、球拍和球桌。国家体委和上海市委在向周恩来汇报时，请周恩来给这批新研制出的乒乓球运动器材起个名字。周恩来不假思索地说：今年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容国团又夺得了我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刚好是双喜临门。我看就叫“红双喜”牌吧！
总理和总统的“比赛”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先后访问亚非欧14个国家，被当时世界外交界称为“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外交。
1964年，周恩来还在欧洲访问阿尔巴尼亚时，他即将访问的西非国家加纳发生了总统遇刺事件，这使加纳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此时，无论国内还是随周恩来出访的人员，都建议他不要冒险访问加纳。但周恩来认为，加纳虽是个比较小的国家，却能够坚持反帝反殖，与我国友好交往，这本身就有着重大的意义。现在，加纳遇到了困难，更期望能得到我国的支持。所以，周恩来在派遣人员实地考察加纳的政局之后，并没有改变行程。
周恩来冒险访问加纳，令当时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非常感动，给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非常高的礼遇。不仅让周恩来等参观他所住的城堡，还破天荒地领着周恩来一行上楼参观他的住处。当时在非洲，有不能让外人目睹自己妻子容颜的风俗，但是恩克鲁玛却破例让周恩来等客人与自己的妻子见了面。
周恩来和恩克鲁玛一家人小叙片刻之后就从楼上下来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乒乓球桌。考虑到恩克鲁玛被刺后心情还比较紧张，为了缓解他的情绪，周恩来主动提议要和恩克鲁玛打一场乒乓球。和周恩来一同出访的陈毅自然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说：“好！我来当裁判！”于是，世界上一场罕见的在两国首脑之间的乒乓球比赛开始了。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批示
1963年4月5日至14日，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中国男队一举夺得团体、单打、双打三项冠军，而女队却成绩平平，一项冠军也没拿到。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自身水平，早日取得大赛的好成绩，国家女队于1964年9月28日请男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到女队作《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报告。自1958年以来，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毛泽东号召大家要打破哲学深奥的神话，“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徐寅生的这篇报告既有实际操作，又有理论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正好与这场运动相契合。
当时，徐寅生的讲话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重视。贺龙不仅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报告，而且还作了1300字的批示，称赞徐寅生“确实讲得好”。接着他又把徐寅生的讲话和自己的批语一并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收到这些材料后，又立即批示将徐寅生的讲话和贺龙的批语印发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请他们回去以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于是，《人民日报》1965年1月17日全文刊发了徐寅生的这篇报告。
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随即将这份有“千军万马的力量”的批件转交贺龙。贺龙收到批件后，便来到中国乒乓球队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和周恩来的指示，这给了中国乒乓球队和整个体育系统以极大的鼓舞。
西花厅里的乒乓赛
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原周恩来办公室的西隔壁房间里，有一张乒乓球桌，周恩来在工作之余，常会来到这里打几盘。这张乒乓球桌是怎么来的呢？据西花厅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在1958年1月中央南宁工作会议后，就不管经济工作了，那时他非常痛苦，情绪也很低落。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为了不让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便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便于他活动身体，西花厅里这才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打乒乓球的声音。当时，西花厅的乒乓球桌比较简陋，直到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六届世乒赛结束后，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把男团决赛用的桌子送过来，才显得好看一些。
有了球桌，打乒乓球的人多了，大家球技也有所提高，有人就建议在西花厅里也举行一次乒乓球比赛。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同意了，他利用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把这事向周恩来提了出来。周恩来一听也非常感兴趣，不仅表示完全同意，还提出届时他想看一下决赛，还要为获胜者颁奖。
在童小鹏的主持下，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西花厅乒乓球比赛就在总理办公室旁边的乒乓球活动室举行。此次乒乓球赛虽然只有男子单打一项，但由于受到总理的关注，所以报名参赛的人比较多。该比赛先实行单循环赛，获胜者再进入复赛，最后进入决赛的是高振普和王甲芝。
就这样，周恩来把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一个印有克里姆林宫图案的温度计发给了高振普，作为冠军的奖品；邓颖超拿出一套精致小巧的酒具发给了王甲芝，作为亚军的奖品。
□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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