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八十多年前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对外界来说还是神秘的存在，没有发声的渠道，有的只是谣言和猜疑的遮蔽。“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开篇这样描述对延安的第一印象。

　　当时，国民党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已然展开，敌对势力对共产党和抗日敌后根据地进行严密的信息封锁和疯狂的造谣诋毁。“共匪”“赤匪”“强盗”“暴徒”是国民党自土地革命以来送给共产党的“帽子”。在国民党的“描述”中，“共产党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边区“罂粟花满地”“人民苦惨，生活穷困”。国际社会对中共存在各种偏见和错误认知，中国共产党被严重“污名化”“妖魔化”。如何向世界展示真实的延安，表明自己投身抗击法西斯事业的坚定决心，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一道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事实，以及通过种种渠道传播出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著作，使外界有了更多的积极猜测和期待。国内外关心抗战大局的各界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和延安，想要听听来自延安的“故事”。

　　第一个敲开“红色中国”大门的是斯诺。1936年6月，他进入陕甘苏区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采访。毛泽东与斯诺彻夜长谈，坦率回答他提出的所有问题，甚至破例向他讲述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1937年，斯诺3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中译本更名《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很快风行各国。正如斯诺所言：“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受此影响，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如美国的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先后来到延安，不断向外界传递中国革命的消息，形成了西方记者访问“红色中国”的第一轮高潮。

　　第二轮高潮则始于1944年来到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访是延安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性访问，记者们展开了继《红星照耀中国》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向世界介绍延安的报道。随后抵达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延安向观察组完全开放，他们可以到根据地和游击区调研考察，甚至获准参观八路军总部的作战研究室。美军的飞机定期飞往延安，除了为观察组捎去家书和美国政府的命令，还帮助中国共产党运送医疗设备、电台零件等紧俏物资。观察组不断向美军总部报回有关根据地情况的备忘录和电报，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甚至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时局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帮助中国共产党军队。

　　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在国统区也广为传播，重庆的外国记者圈中引爆了一股“延安热”。外国记者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外发出许多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与世隔绝”的延安、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却壮阔的敌后抗战，在他们的笔下逐渐被揭开面纱，客观、真实地展露在世人面前，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桥梁。正如参加了西北记者团的美国记者白修德所言：“驻外记者一回到华盛顿便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每天发回的即使是漫不经心的报道也会对国会议员和决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延安大门的开启，虽有客观助力的推动，归根结底还是中共主动作为的结果，既顺应了中外各界人士对延安的好奇与渴望，又借势扭转了国际舆论和对外宣传的被动局面。“延安故事”的广泛传播，是中共另辟蹊径、冲破信息封锁的关键一招，体现了领导人灵活的思路、高超的智慧和异于常人的勇气。

　　每逢有客人来，延安总要举办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会、招待会，并把最好的窑洞或房间提供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在这里，没有烦琐的礼仪，没有回避与敷衍，处处洋溢着团结、向上、热情、奋斗的气氛。

　　中共对来访的客人不仅以礼相待，而且全景式开放，要求各部门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好解答记者们临时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每天都抽出时间，与国际友人认真交谈，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主张，在他们离开时还亲自送行。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周恩来特别向负责执行接待任务的延安交际处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还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记者们交朋友。”这种磊落、坦荡、开放、自信之姿，让到访延安的各国人士感觉到家的温暖和自在，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民意与民心。

　　事实证明，这种有规划、有纲领、有机构、有人员、有原则、也有策略的对外宣传，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境界，“延安”也逐渐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如一轮红日破晓出东方。

　　□隋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