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

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就像枯黄树叶遇见凛冽秋风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掀开了阶级斗争从国家内部扩展至世界范围的大幕。

十月革命对中国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影响巨大：一是为中国劳动阶级提供了世界主义意识，使其对中国劳工运动的认识开始超越国家范围，将自身视为全世界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二是通过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应运而生。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的俄国大政变》对其加以介绍。之后，《时报》《申报》《晨钟报》《太平洋》《劳动》《东方杂志》等纷纷对十月革命过程、劳工政权、反地主反资本主义基本方针及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进行报道。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启发了李大钊。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阵地上奋笔疾书，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演说，并且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

李大钊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强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宣告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李大钊认为，“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是“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个地飞落在地”。

李大钊的文章和论述，在当时的有志青年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进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19年，世界范围的罢工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引起国人关注。一时间，十月革命及其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进一步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议论的焦点。罗家伦号召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颇具代表性。

对此，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视为“过激主义”“赤祸”。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从中看到强力政党对革命的重大作用，这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下基础。

华工组织赤卫队直接参加十月武装起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具体揭示了十月革命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巨大激励：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

早期中国海员从逃亡的白俄分子口中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消息，尽管当时对“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等语词一无所知，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于工人阶级打倒资本家十分憧憬。

十月革命后，苏兆征、林伟民等早期海员运动领袖相继随船抵达苏俄远东地区，在国际海员俱乐部等地方活动，阅读到了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刊。早期海员运动领袖朱宝庭在听说列宁领导俄国革命将大官关进监狱、穷人搬进洋楼并建立工农劳动政府后，称赞“他干得真好，我们也得这样来一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旅俄华工对十月革命多有亲身感受。从1916年5月开始，北洋政府向英、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赴俄华工主要从事西部战场挖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事务，还承担铁路、港口工程以及西伯利亚开发、煤矿开采等粗重危险的劳作。劳工中的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组织，“唐山华工张森等还亲自听到过列宁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讲演”。

十月革命中，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苏联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乌拉尔中国团、莫斯科的中国团等全体成员都是华工。在莫斯科、彼得堡，华工组织的赤卫队，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这批华工回国后，进一步在工友间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

上海的《共产党》杂志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已对马克思主义有过零星的介绍。比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还简要归纳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但总体上，由于传播主体较为复杂，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也相对片面，没有引起特别多的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且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强调“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利用各种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与进步社团组织和先进分子声应气求。经过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多次论战，一批志同道合者聚集起来。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建党伟业迅速拉开帷幕。

为了配合建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开宗明义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宣传阶级斗争，强调“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同时，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

《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起到了宣传、组织和推动作用。由于适应了建党需要，《共产党》月刊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被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列为必读材料，在大批革命者中间广为流传，发行量最高时达到5000多份。

1921年，毛泽东给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谈到建党问题时，曾热情赞扬“上海的《共产党》杂志，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姚涵  潘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