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

王捷三（前排左一）与家人合影。

王捷三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住在西安市青年路156号。陕西省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刘安国的儿子刘念尚回忆：“我家所住的清代四合院旧房，与止园西邻，一墙之隔，朝西再隔张律师家，就是王捷三所居的院子。”刘念尚还记得王捷三家的房子，一进大门有个很深的门道，后面是洋房。

原易俗社副社长姬颖的儿子姬一鸣回忆，他家从1955年到1971年7月在青年路住了十六年之久，先后在王捷三先生、刘安国先生和彭毓泰院长家的院子居住。

王捷三（1898-1966年）又名鼎甲，韩城人。民国八年（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由哲学系毕业。他曾得到杨虎城将军资助赴英、美留学。他是民国年间影响全国的文化名人，他的书房里挂着梁漱溟先生给他写的对联：“纵横百家才大如海，安坐一室意古于天。”

说王捷三先生“才大如海”，此言确实不虚。王捷三从小聪敏好学，被称为“才子少年”。9岁时，他路过油坊看见用棉花籽碾磨榨油，即随口作诗一首曰：“眼眼吃得珍珠颗，口口吐出黄金丝。”一下把邻里乡党震惊住了，众人纷纷夸赞他，小小年纪，才气不小！

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一次，他跟着父亲出门给人看病，谁知上次开的中药方子找不见了，病人很着急。王捷三曾看过这个药方，他凭记忆将各味药名及分量都一一写出，后来家人扫地时又将药方找出来了，两相对照，竟无一丝差错。后来，王捷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又转入哲学系学习。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曾骄傲地回忆说：“我从小学到大学，身经百考，从未名列第二。”

20世纪50年代王捷三回到西安，应聘任国立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为中文系、教育系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但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精彩篇章都能一一吟诵，且文采飞扬。加上他的历史、地理、哲学诸方面皆闻多识广，听他讲课的学生们总觉得启智开慧，获益良多。

他英语讲得轻松流利，在师生中尽人皆知。一次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系老师一起讨论如何在教学中学习外国经验，说到中国古典文学系教学中如何学习苏联时，他同一位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争论了起来，他英语娴熟，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对方马上词穷语拙，答不上来，旁边一位老师说：“教外国文学的英语老师用英语还说不过教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被誉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一生中仅来过一次西安，即1924年来西安讲学。这件意义非凡的事，就是王捷三先生主动推荐联系并促成的。当时他还是在北大求学期间，年仅26岁的青年学子。

事情源于王捷三在北大当学生时，结识了哲学会的王聘青和傅铜，并通过王聘青有幸结识鲁迅先生。1924年暑假前，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与陕西省教育厅商议成立短期暑假学校，聘请学者名流来陕讲学。邀请名单中本没有鲁迅先生，王捷三知道后，敏锐机警的他，认为鲁迅既是北大、女师大的兼职教授和讲师，又在全国文艺界有着巨大影响，因而希望能邀请鲁迅到自己的家乡陕西讲学。于是，他经与王聘青商量后，向傅铜去信表达了希望邀请鲁迅的意见。傅铜一听，马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给鲁迅发了邀请函。鲁迅先生也欲借此机会到西安为历史小说《杨贵妃》的写作积累材料，欣然接受了邀请。傅铜请王捷三以西北大学驻北平代表身份陪同鲁迅来陕讲学，并担任北京方面的招待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捷三的这封推荐信，对鲁迅的西安之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鲁迅在1924年、1925年的日记中曾8次提到王捷三的名字。还记有：“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王聘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这是鲁迅返京后为答谢王在西安的一路陪同照顾而宴请他的。

鲁迅先生在西安停留了21天，一是为暑假学校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二是讲课之余，游览了西安名胜古迹。并在南院门阅市，拜访阎甘园，在亮宝楼内的公园里饮茗，碑林三学街购书法拓片等。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鲁迅在西安五次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并为易俗社题写了“古调独弹”匾牌，成了留给西安珍贵的文物墨宝。

当时年仅26岁的王捷三与鲁迅的这段亲密交往，以及促成鲁迅先生的西安之行，成为陕西文坛的一段佳话。如今已近百年，人们仍津津乐道。

作为陕西一位热心办学的教育先驱，1926年，韩城拟创办初级中学（即今象山中学前身），王捷三回到韩城，与张勉斋、苏资深、樊厚甫、杨一鹤等共同参与筹办，基本就绪后才离开家乡。抗日战争时期，王捷三受聘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兼陕西省立高中校长。1939年3月，王捷三被任命为陕西省教育厅厅长。他深感陕西教育落后，先后创办了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师范大学前身）等三所专科学校，以及百余所中学，增设小学千余所，扫盲约二百万人，为陕西教育尽心尽力。

抗战初期，王捷三以一片爱国之心，为悼念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写挽联：“昔日孤城独守，援已尽，弹已绝，亡吾身不亡吾国，使天下苟全性命人愧死；际此盖棺论定，重于山，坚于石，有大仁始有大勇，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此联写得慷慨悲壮，读之令人百感交集，热血沸腾。1945年抗战胜利，他接办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华北学院（后改名为华北文法学院）并任院长。

这期间发生一件事，一次有个叫胡达寿的学生上课放凉腔，扰乱从北大来的兼职教授傅铜老先生的课堂秩序，而且对老教授的批评出言顶撞，桀骜不驯。这一下惹怒了院长王捷三。第二天，全院师生员工齐集大礼堂开会，也邀请傅铜老教授参加，待到王捷三登台讲话时，他把拐杖靠在讲桌上，以严肃而洪亮的声音宣布：“学院决定开除胡达寿学籍。”话音一落，全场师生响起一片掌声。

接着他在讲话中说：“如果在图书馆不能安静地看书，教室不能正常上课，这成何体统？傅老教授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老师，他受到辱骂，我负有管教不力之责，这里先向傅老师致歉。”边说边转过身去，向傅教授行了九十度鞠躬礼。他继续讲到：“我们学院前身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蔡先生一贯倡导学术自由……我办这个学校，但绝不允许流氓捣乱！”如此严正而凌厉之语气，又赢得一阵如雷的掌声。

王捷三这一生中做的了不得的一件大事，就是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作为说服傅作义起义的谈判代表之一，为解放新中国出了力。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中共中央为北平能不受战争破坏，派出代表崔月犁负责争取傅作义起义，和平解放北平。一天，华北文法学院地下党员卫佐臣（韩城人）介绍崔月犁与王捷三认识并会晤，请他出面邀请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的邓宝珊，到他家就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与崔月犁商谈。崔月犁与邓宝珊在王捷三家会谈了三次，让其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傅作义由犹豫到下了决心，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傅作义的投诚，让北平免受战火的破坏。王捷三思想开明，敢作敢为，为北平和平解放起到了铺路搭桥的重要作用。

王捷三先生于1966年3月1日病故，享年68岁，葬韩城东仪门祖茔。人们为了纪念他，用一副挽联表达了对他的尊重和敬佩——教坛辛勤育栋梁振兴中华，文苑风流润桃李永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