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秦楚争霸天下，两国势均力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秦国为取得胜利，从三个方面对楚国采取谋略攻伐：一是在正面战场展开军事进攻，不断蚕食楚国土地；二是通过外交手段，以连横策略瓦解楚齐联盟，翦除楚国羽翼；三是以“巫术邪法”，安排巫师在名山大川神前祭礼祈祷、历数楚王罪孽、乞求神灵保佑、咒诅楚国败亡，并刻文勒石、埋于土中。其中最后一种，秦王祈求天神诅咒楚国、降祸楚师的祝祷文及其刻石，被后世统称为《诅楚文》，与享有“石刻之祖”美誉的先秦《石鼓文》齐名，深受历代学者瞩目。

《诅楚文》相较于先秦其他石刻文字，内容易读易解，其大意是：秦穆公和楚成王当年通婚结姻，订下子孙万世毋相不利的盟约。如今，楚王违背十八世的诅盟，结盟诸侯伐秦，秦王因此遣使宗祝（官职名，职掌祈告祖宗及鬼神）到名山大川求告神灵咒诅楚王，祈求让楚国接受惩罚。所谓“诅”，就是“咒”的意思，即诅咒楚国失败。

当时“诅”有两种，其一便是先结“盟”后加“诅”，即在神前立誓发咒，遵守盟约，若有违者，请神处罚。秦楚相争，最后以秦胜楚败而告终。秦国战胜楚国，与《诅楚文》自然毫无关系，其内容夸大不实、荒诞不经，但奇谲诡秘的构成和演绎，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诅楚文》石刻共三块，字数稍有参差，文句首尾略异，内容基本相同。后人根据它们所祈神名不同，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告巫咸文》《告大沈厥湫文》《告亚驼文》。

《告巫咸文》石刻在北宋仁宗嘉祐年间（1 0 5 6 年-1 0 6 3 年）出土于凤翔（秦国都城，古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开元寺，“巫咸”为巫师的祖师。嘉祐六年（1 0 6 1 年），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将此石移至知府便厅，赋《诅楚文诗》并作序以纪，宋徽宗后又将它收归御府。

《告大沈厥湫文》石刻（今存3 1 8字），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 0 6 4 年-1 0 6 7 年）在朝那湫（古称雷泽，为伏羲出生地，今甘肃平凉市西北）旁为农民耕田掘得，“大沈厥湫”是水中之神。熙宁元年（1 0 6 8 年），蔡挺出任渭州知州，将此石移至官廨。5 年后，蔡挺升任枢密副使，调任南京（即宋城，今河南商丘市）御史台，他携石而往，藏于住宅。绍兴八年（1 1 3 8 年），宋州知州李伯祥雅好古文，又移至官廨。

《告亚驼文》石刻，据元代周伯琦《诅楚文音释》记载：它于北宋时期“出于洛（今正宁县东约六十里处），亦蔡氏（蔡挺）得之，后藏洛阳刘忱家。”宋代董逌《广川书跋》指出：“亚驼即滹沱。”但后人多有疑议，认为它是伪刻赝品。一是滹沱水在今河北，何以此石出土洛阳？二是洛阳并非秦地，怎会埋葬秦国石刻？郭沫若据此认为，文中驼字从“马”，写法不古，因此断言是伪作；而且南宋《绛贴》《汝贴》只收《巫咸》《厥湫》而不及《亚驼》，蔡挺得后也未将它同《告大沈厥湫文》一起带至南京，显然宋人已然知道它并非真品。

《诅楚文》自北宋出土以后，因记载了历代文献中缺失的史实，所以受到后世文人的关注；又因它刻勒时代不见史书记载，故后世学者对此争论颇为激烈。其中，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称“数本中惟巫咸最精”，并辑录原文，为后来《绛帖》《汝帖》将巫咸、大沈厥湫二文合而为一，保留下了完整的文字。

现普遍认同《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 1 2 年）。此外，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对《诅楚文》评价甚高，米芾在《自叙帖》中说：“篆最爱《诅楚》《石鼓文》。”董逌誉之：“书尽奇古，间存钟鼎遗制，抑或杂有秦文，盖书画始变者也……文辞简古，犹有三代余习，非《之罘》《琅邪》可况后先，此其为可传也。”明代何景明《观石鼓歌》赞曰：“《之罘》《诅楚》几埋没，此石照耀垂千春。”

宋金交战之后，《诅楚文》三块石刻皆去向不明，原拓本也了无踪影。因此，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非原石原拓，均为北宋以后的重摹翻刻，以致个别文字在各拓本中显现不同写法，其中以南宋《绛帖》最具代表，系合并《巫咸文》《大沈厥湫文》而成的摹刻本，而《汝帖》则略有删节。元代至正年间，周伯琦刊印的“元至正吴刊本”，不乏古意，为现存摹刻本中的最善本。民国时期，《诅楚文》的刊印本较多，如1 9 3 4 年容庚的《古石刻拾零》中收入了《绛帖》《汝帖》两本；1 9 4 4 年吴公望影印“元至正吴刊本”，三石俱全，各自成文，为现今所见最完整的拓本影印；郑振铎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亦收录《绛帖》《汝帖》的翻刻拓本。

《诅楚文》在我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上承金文，下启小篆，字形结构与《石鼓文》相近，线条光洁劲挺，端庄流美；用笔收放自如，其中收笔多呈尖状，率意自然，风貌接近秦代小篆，为今人了解汉字从甲骨文至金文至籀文（大篆）的演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因而受到历代书家的钟爱，对研究先秦时期的文字和书法，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字学价值和书法价值。 □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