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轩即杨钟健之父，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人，民国著名教育家。1 9 2 0年2 月2 0 日，是杨母刘太夫人谢世三周年，同年5 月1 5 日，又是杨父海耀公7 3 岁寿诞，所以其弟兄几个决定在母亲三周年纪念的同时，也为父亲举办一次隆重的祝寿活动。

由于此时杨家已俨然陕东望族，弟兄四人中，老二鹤守在乡持家侍父，老三鹤庆日本千叶医专毕业后在省中供职，老四鹤瑞也已北京大学工科毕业，松轩先生本人在县兴办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其子钟健也在北大就读并已崭露头角，所以方方面面祝寿的人确是不少，收的贺仪亦自不菲。这在先生本是极体面的事情，不料后来处理这笔礼金，竟让他生了一肚子的气。

原来父亲寿庆结束之后，家里商量这笔钱的处置，先生主张既不置酒谢客，也不留以自用，找个适当的机会都以父亲的名义捐出去，用以表示对祝寿诸人的感谢，即所谓“以捐代谢”。当时家中并无异议。可是没过多久，先是其三弟鹤庆（即杨叔吉）提出不行，说是事毕回省，听到有人对于此举有所不满，因而致信先生，希望其收回“以捐代谢”的主意，改以酒席答谢。先生怪其耳软变卦，立即回信将自己的主张再予重申，并有要是不听即“任他所为”等愤激之语，措辞颇为严厉。三弟见字，自知不妥，遂又复信答应还按先生既定的主张去做。待其刚把三弟这边安顿好，接着其子钟健又从北京来信，提出同样的问题，要求酒席答谢行礼的同学。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接信当晚即回信告诉钟健：

你来的信，竟然糊里糊涂说谢客话。我看你这话，头也疼哩，心也疼哩，就像是“以捐代谢”话，你还没有听过，真算是出奇了！过事后拿酒席谢客，是一种恶俗，我想廓而清之，才拿这主意代替，何等光明，何等正大！汝三叔未明了大要，几乎中变，我说了好多些话，才纠正了，你又来胡闹，怎不教人生气！酒席谢客的事，即速作罢，静候“以捐代谢”的函寄到了，再分送行礼的友人。

信中并顺带说及他看见《北大日刊》上登有北大图书馆募捐事，想用用父亲的名义捐洋五十元（另捐西安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会、陕西赈捐局、吾县咸中、模范女学各五十元，共三百元），如果落实不了，改捐别的公益机关也行，但须由收捐机关登报声明。不料信刚发走两天，钟健另一封信又到了，而且仍是要置酒谢客，似有先斩而后奏的意思。先生不由大光其火，遂又回信正色申斥道：

你真胆大！我方才接了你信，阅之令人生气。谢客是一种恶习，学生今日言解放，明日言解放，连这恶习都打不过去，真真可笑！以捐代谢，这是我校正习俗主义，全是在我做哩，行礼人莫有置嘴余地。若要说出话来，不如拿行礼的钱进馆子去，岂不直截了当？为吃我的行礼，全是交换条件，情谊何在？此等事汝在家并未说出一句话来，出了门竟敢截去洋四百元之多，良心何在？过了事，塌的账不下四五百元，尚没有一个偿人哩。你拿利济社的钱，我无力量还人，不怕利济社股东说闲话乎？早起给你信，因你要在同瑞亭处拿二百元，我都嫌多，忽然又多了一倍，你都不想家中谁给回拿钱哩。你要如此的挥霍，该如何支持哩？你真胆大！我同时接你三叔的信，我就说了一片愤愤不平的话，你又来了，真难说！

结果，钟健也和其三叔一样，也遵从了先生的主张，钱还是照原先说定的捐了出去蔡元培为海耀公撰《龙潭老人杨君墓表》所谓“曾资助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费，又捐资兴学”云云，就是确证。

这固然与先生家长的地位和权威有关，也与先生移风易俗的抱负和果决有很大的关系。其致子信中所谓“过事后拿酒席谢客，是一种恶俗”的观点，所谓若要吃喝，“不如拿行礼的钱进馆子去，岂不直截了当？为吃我的行礼，全是交换条件，情谊何在”的醒世之问，掷地作金石声，至今读来，犹觉振聋发聩而犹有余音在焉，令人对其当年勇于挑战陋俗的卓识和胆气，油然而兴敬佩。

百余年过去了，时固移焉，世固易焉，然而这种遇事谢客的陋俗，不仅没有绝迹，反而愈演愈烈，几成时尚，结婚、生子自不必说，就是家遭丧事，悲乎哀哉，事毕也常不忘酒席以谢行礼诸亲亲疏疏、男男女女，久之已经成为双方深厌的负担，但是照样“行礼如仪”，谁也不愿说，谁也不敢说，不请和不去，在谁都是个颇费思量的事情，唯恐于礼不周而落下埋怨。由此而知先生当年之举动，何其惊世骇俗，不凡不易也。

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可凡庸如我辈者，又有谁能见贤思齐，起而效仿呢？不觉为之一叹。 □王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