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演说，是指在公众场合，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进行宣传鼓动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其在晚清就渐趋风行。1902年，创办于天津的著名日报《大公报》刊载《说演说》，将演说与译书、刊报并列为开启民智的三大利器之一。因此，重返延安演说的现场，不仅能领略历史褶皱里的风貌神采，还可看出“演说”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

最辛苦的演说家与最当红的演说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主张和“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的组织政策，使得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蜂拥而至。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一年就有1万多名青年从该处获批去延安。这还不包括从陕西三原、宝鸡、甘肃陇东、山西临汾等其他路径进入陕北的人。

知识青年汇集延安，自然都希望听听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中共对于参差不齐的各地学生，也有意将对他们的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广场。毛泽东无疑是最受欢迎、也最辛苦的“演说家”。他经常在延安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摆一个小桌子，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新招的学生演说。毛泽东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抗战形势：为什么只能选择持久战，为什么当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我们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毛泽东讲话善用比喻，常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席地而坐的学生们听到高兴处就鼓掌，听到谐趣处就大笑，也不觉得累。学生笑，毛泽东自己也跟着笑，讲完后还同围着他的学生边走边聊，也不急着骑马返回。

当然，毛泽东的演说也有怒发冲冠的时候。1939年6月12日，蒋介石密令杨森部突袭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残忍杀害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涂正坤等6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8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即席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讲（该演讲后来整理成文，更名为《必须制裁反动派》，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据曾任过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的王仲方回忆，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发那样大的脾气。他在晚风里挥舞着手势，大声怒斥国民党的罪行。听众们群情激昂，口号震天响。因为陕北昼夜温差大，有些初来乍到的外地学生边听边跺脚取暖。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的许光达正主持会议，他让跺脚的学生保持安静。毛泽东反倒体谅学生：“天这么冷，为什么不让跺脚！”他这样一说，大家反而安静了。

但要说边区一度最当红的演说家，则非王明莫属。1937年年底才从苏联飞回延安的“钦差大臣”王明，经常受邀到各机关团体演说。他只有一米五几，酷爱苏式打扮，常身着皮夹克配高筒皮靴，但人有激情又富辩才，演讲时常让警卫员在讲台上放一摞马列原著，边翻边讲。王明对马列经典段落和共产国际会议决议信手拈来，旁征博引、随口直译，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一度很受青年追捧。和王明一起回来的康生，也爱穿苏式服装，刚到延安时大讲反对托派，他那句带有浓重山东口音的口头禅：“同志们，你们不要听托洛茨基那个——驴叫唤！”常被学生拿到晚会上作模仿秀。同为“留苏派”的博古，演说时则严肃正经，一口上海普通话有板有眼。

演说现场的无名英雄

一场精彩的演说就是一席丰盛的精神盛宴，讲者舒心，听者快意。延安时期的许多演讲后来传诵一时，如老辈人耳熟能详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但一场演说是如何变成一篇鸿文的呢？这就不能不提演说现场的那些无名英雄——速记员。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并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无速记人员。战争年代时局瞬息万变，工作千头万绪，领导人讲话很少专门拟稿，往往只有一个提纲。如1942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风报告，提纲就很简单，主要是即兴发挥。其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著名演讲《反对党八股》，提纲也仅两页纸，上列八个标题。如果没有速记，事后就只能请演讲人另写。党的速记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后，从延安开始的。

1938年4月，在中宣部的主持下，第一期中央速记训练班在延安成立。唯一的教员张霁中，是黑龙江省安达县人，1936年6月毕业于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1937年到延安（改名石磊）。他在填写来延人员登记表的“特长”一栏时，写的就是“速记”。张霁中给学员们教的是汪怡式速记，用线条、符号表示字音拼成语言，也即毛泽东曾打趣的“豆芽菜”。这种速记法比用汉字记录能快三四倍。第一期学员是从抗大和陕公毕业生中挑选的20名共产党员或具备入党条件的年轻人，男女各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好反应快，年龄在20岁左右。1938年8月，第一批学员结业，随即被分到中央、边区几个重要部门工作。速记开始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使用。

速记工作一般分四类：第一类是记录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和讲话，除前面所提毛泽东的部分文章外，还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等，都是根据当时的速记稿整理出来的；第二类是记录各种中小型会议；第三类是协助中央领导起草文稿、讲话，即领导口述、速记人员记录，如任弼时口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稿）等；第四类是记录中央领导人接见干部或客人时的谈话，如毛泽东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就出自此次谈话，并随该文远播国内外）等。

速记工作默默无闻又异常辛苦。中央密集地召开重要会议时，与会者往往乡音各异，又是自由发言。速记人员对有的方言听不太懂，又不熟悉发言人所说的属地情况，记录起来难度极大。而且很多记录符号仅记录人当时能识辨，需要迅速将其译为文字。一般白天记录一小时，晚上就要翻译三小时，还要复写出来，工作十分紧张。中央对速记员要求很严，但在政策待遇上则对他们关爱有加。速记员若是晚上加班，必定安排夜宵。边区最困难的时候，还给他们每人每月另发六斤小米津贴，形势好转了就改发猪肉津贴。

中央领导人也很厚爱这批无名英雄。贺龙曾为速记员的棉鞋特批过条子，刘少奇亲自给速记员送过西瓜。至于毛泽东，经常交代李富春，说要让速记员吃好睡够，好有充沛的精力做速记。毛泽东本人作完报告，还常把做速记的年轻人拉上他的卡车，开到合作社请他们吃一顿。有时候开完会有供应的伙食，毛泽东就把自己的那份菜分给速记员。后来速记员们一见毛泽东端着盘子过来，就赶紧捂住自己的碗，怕又给他们夹菜。

正是速记员的无私奉献，才使演说时的吉光片羽最终化为严整的鸿篇巨制。他们胸怀大志但甘做小兵，用一支铅笔一片丹心，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中国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冉思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