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桂滋公馆小楼。

　　从古都西安钟楼出发，东行1.8公里，入建国路南行约160米，坐东朝西，一座掩映在新老交替、高低参差的楼房群中的独门小院映入眼帘。小院北牵建国二巷，南挽建国三巷，两层高门楼顶端像极了一部厚重的经典巨著。

　　两侧门柱上悬挂着一副红底黑字的隶书楹联，上联曰：“深入生活，筑高原，攀高峰，建功新时代。”下联曰：“扎根人民，推新人，出新作，奋进新征程。”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便是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83号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在陕西省作协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领略其独特的风采。

一

　　建国路83号，至今保留着高桂滋公馆的称谓。高桂滋(1891-1959年)，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高桂滋公馆建于1933年，与南邻张学良公馆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后更名建国三巷)的丁字小巷，占地10余亩，是一栋中西合璧、以西为主的二层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的建筑群，以兼顾全家老少数十口人不尽相同的审美爱好。公馆建成后，由于战事不断，主人戎马倥偬，终究未能居住。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将这座别具一格的建筑无偿交给人民政府。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中国作家协会，原各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城市的中国作协分会。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委会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定闹中取静、深宅大院的高桂滋公馆作为会址。

　　高桂滋公馆大门西开，面临建国路。大门两侧是门房、车库以及司机、副官的住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对大门，前院正中的一个直径约16米的圆形喷水池，莲花状喷口高约2米，池中“鱼可百许头”，池周有栏杆、小桥。池北约20米，是一座占地287平方米，由混凝土立柱和砖木混合建造的两层小楼：一楼为半地下建构，主要用作储藏室，置有小型燃煤水暖锅炉，水被烧热后，用人力升压，把热水送到楼上的散热器中，这就是当时的暖气;二楼门前10级台阶，拾级而上，是宽1.6米、长10米的廊檐。廊檐之上，三扇门呈“品”状开放，中为进入小楼大厅的正门，西为会客厅偏门，东为主卧室门。进入大厅，左边是会客厅，会客厅内有餐厅。大厅后排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客房，又称东西耳房。院内从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和桃梨果木。沿小路向东，经过一座以成排玫瑰和高架葡萄为主的大花园，穿过一个圆形小门，三座四合院就呈现在眼前。据工作人员介绍，小楼所在的院子被称为大楼院，而三座四合院的小院则称作偏院。四合院从东到西，坐南向北，大门均开在启新巷(后更名建国二巷)，院落之间既有通道联系，又相互独立。四合院的平房全是砖木结构，院中青砖铺地，院中央栽着海棠树。四合院中南房为上房，建在约0.5米的高台上，呈“凹”字形，一进两开，中间为起居客厅，外边有走廊，东西两侧各为卧室。东、西皆为厢房，可以居住，亦可作为餐厅和客房。北房虽没有上房那样宽阔的廊檐，但阳光充裕，比上房更加温暖。

　　如上，大致是高桂滋公馆建成时的原貌。四合院东侧是解放后收购来的几处居民院落，建筑不一，高矮不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馆使用面积。此地原为西北妇女联合会办公地，因其撤销，交由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和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共同使用。至1963年后者撤销，全院归前者独立使用。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由于业务不断拓展和人员陆续增多，从实用角度出发，高桂滋公馆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改动，只保留下前院小楼和圆形喷水池的原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小楼西南角紫荆树下，醒目地竖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2年2月23日公布、陕西省人民政府1985年12月12日设立的“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事变旧址——高桂滋公馆”字样的方形石碑，吸引不少游客，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竞相参观合影。

二

　　随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54年11月8日隆重召开，标志着陕西文学工作者正式在时为建国路7号、之后先后改为建国路71号、83号的高桂滋公馆“安家落户”了!

　　作为礼堂的前院小楼，专门用以举办重要文学会议和对外交流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团就前来访问过;20世纪80年代，苏联、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本、意大利、德国、泰国、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也陆续前来访问;20世纪90年代，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团抵达访问;2000年以来，摩洛哥、塞尔维亚、叙利亚作家代表团等纷纷来这里访问。可以说，这栋前院小楼见证了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繁荣和对话世界文坛的每一个弥足珍贵的足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陈忠实曾与这里有过长达12年朝夕相处的经历，其在《办公室的故事》文中写到——

　　一九九五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间顶多十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着他们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崭崭断裂开一道口子，可以塞进指头。他们告诉我绝不能再住了，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子正在翻修，需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处立足之际，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新办公室……

　　作为办公区，后院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为1、2、3号院。1、2号院用于机关办公和专业作家创作;3号院属《延河》编辑部，后来又创刊《小说评论》。在这个几乎所有人提起笔能写、拿起稿能编的大家庭里，行政干部、专业作家、杂志编辑的角色随时可以互换，一身兼多职者十分普遍，例如：胡采既是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又是作家、评论家，还是《延河》《小说评论》主编;王汶石是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路遥既是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又是《延河》小说组组长和驻会专业作家;陈忠实既是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延河》主编……如此，三座四合院便成了坊间戏说的“大杂院”。

　　或许正是由于其“大”且“杂”，开门办协会，开门办期刊，接地气，通清气，才成为全省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集聚地，有慕名拜访的，有求教指点的，有投送稿件的，有畅谈交流的，时常因一个不同的文学观点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回过头，又是心贴心、手拉手以至恨不得“两肋插刀”的好朋友。作家之“家”嘛，进入这里就算回到“家”啦，客气个啥?

　　而建国路83号给予中国文坛最大的影响和给予文学陕军最大的鼓舞，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其中：柳青定居长安皇甫村14年，推出长篇巨著《创业史》等;王汶石多次深入渭南、咸阳农村体验生活，推出中短篇小说《风雪之夜》《沙滩上》《黑凤》等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陈忠实在其《为了十九岁的崇拜》一文中，无限深情地记述了读高二年级时，与爱好文学的两名同学从新出刊《人民文学》上初读《沙滩上》的情景：“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地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见《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杜鹏程深入宝成铁路工地，推出中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等系列佳作;李若冰扎根柴达木石油勘探队、四川盆地石油勘探工地，推出《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系列佳作……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里，分别代表陕北、关中、陕南创作阵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驾马车”时代，更是以文学为生命，或与一线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或以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思考于斯的厚土依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或立足时代大变革之风口浪尖，板凳坐得十年冷，我手写我心，我心向天问……如此，由建国路83号蔓延而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而歌”之创作风气蔚然形成，文学“陕军东征”之风历久弥新。

　　在这里，镌刻下老中青陕西文学人，以会为家，废寝忘食，挥汗如雨，深耕文学沃土的身影;在这里，路遥以超常的勤奋、毅力与才华，多年如一日，“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出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用年仅42岁的生命兑现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追求;在这里，陈忠实以厚积薄发的力量，创作出《初夏》《十八岁的哥哥》《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等精品佳作，尤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巨著《白鹿原》辉映文坛，诠释了“文学依然神圣”的信仰。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陕西文化大省、文学强省建设的神圣职责使然，建国路83号焕发蓬勃生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后院之间废弃的库房原址上拔地而起一栋南北宽约15米，东西长约54米的3层楼房，名曰“创作之家”。后因四合院年久失修老旧下沉之故，作协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整体迁入“创作之家”，从而一定程度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环境。其中，一层最东侧的陕西文学陈列室，清晰地展示了陕西文学的发展脉络，尤其生动翔实地介绍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70年一路走来的创业艰辛，观之，令人唏嘘慨叹。难怪2018年3月，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陕调研时，高度肯定陕西文学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特别指出：“陕西不仅是文学大省，更是文学强省，从某种程度上说，陕西重要作家文学的高度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建国路83号，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地标!□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