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老总年薪百万，谁给他定的工资？王平委员的质问，肯定获得赞声一片。这话的前后语境是：企业负责人无疑为企业的发展付出了辛劳和汗水，但企业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并不属于企业、更不属于个人。
    国企管理层的高薪遭社会诟病，由来已久。坊间不时有传闻，说某银行的老总年薪数百万，某上市国企的老板身价上亿等等。人们对比尔·盖茨的亿万财富倾慕有加，为什么偏偏对国内企业老总的薪酬颇多苛责？原因无外乎责权利不对等、收入分配不公。
    依照一些评论者的说法：呆坏账是国家的，分红是自己的；企业破产了老百姓埋单，老板薪水分毫不减；高管们钱包鼓胀，员工们收入可怜，一算平均账，替人背黑锅……
    舆论的不满建立于这样的事实之上：部分行业企业、管理者工资特高的同时，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财富初次分配的贫富不均拉大。一组经常被引用的数据：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2005年增加到4.88倍。
    值得欣慰的是，薪酬争议已从舆论的自由发言，变成代表委员们的公开质疑，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正成为政府工作的关注点——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需要指出，近些年来，GDP的涨幅、税收的增长，都明显高于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正如一些代表分析的：“整个GDP的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集中度提高了，分给老百姓的份额不断下降”；“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下降，而且已经降到警戒线了”；“财政长期高速增长，其实不利于‘两个比重’的提高。
    为缩小收入差距开药方，一是“限”，一是“涨”。前者指限制最高工资。比如，一些委员就认为，垄断是造成当前收入分配悬殊的重要原因。国家对垄断企业要拿出硬办法，使用约束性指标，设定最高工资标准；后者是普遍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为限制垄断高薪，这几年出台过一些规定，总体而言效果并不理想；而让劳动者普涨工资，则需要合理的制度保障。
    来自两会的消息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制定的《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已完成。草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工资决定的方式、最低工资、工资支付、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等九个方面。经济学学者指出，草案出台的目的，是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变成权益，促进建立普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
    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华福周代表的说法，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二是竞争性行业与垄断行业一线职工工资差距比较大；三是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相比，私营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比较低；四是一线职工工资比较低，全国有一半以上的职工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
    这让我们看到了《工资条例》出台的大背景。如果该条例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就会成为一种工资形成和增长的机制。而从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工资集体协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方向。
    “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规定企业员工的工资，只能通过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也意味着，作为劳资关系的第三方，政府必须中立地处理劳资纠纷。
    工资拿多少，不再由老板说了算。劳动者可以联合起来同企业谈判协商，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中，95％以上是中小企业，如何在这些企业建立工资协商体制，以及劳动者是否有能力和企业“讨价还价”，将是保障工资收入增长的关键。（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