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长达10万字的举报信摆在记者的案头。15年里，他累计投诉达700余次。为了揭发腐败，他受尽打击报复，也曾死里逃生；为了检举犯罪，他曾负债累累，甚至一度靠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但是为了移民的利益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他义无反顾，秉笔直书，无怨无悔……
    有幸结识李万明，还是四五年前通过采访陕西渭南上访移民，反映国家下拨的移民安家费被挪用、克扣时，开始与他有了来往接触。
    反腐从入职开始
    20世纪80年代，渭南地区移民办 (后改为移民局)一成立，李万明即在该单位工作。工作期间，他发现系统内挪用移民款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位从部队大熔炉锻炼过的复转军人，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从 1993年起，李万明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举报。举报时，他不但署上姓名、单位，还附上一张标准近照，并在邮发前请单位领导、分管政府领导和省移民局领导审阅，意在告诉领导自己是光明磊落，而非搞阴谋，亦不愿与领导闹矛盾，从而敦促领导自省自纠。然而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万般无奈，他愤然将举报信发往北京，并一发而不可收。
    自1993年开始至今，李万明720余次举报的问题有53个之多，涉及频率最多的是安置返库移民资金和土地问题。至80年代末，渭南地区返迂三门峡库区人数为17633户、73965人 (包括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安置的假移民7000人)，不到国务院批复渭南安置15万人的一半，但在对外宣传及给上级汇报中，渭南官方一直说成是12万人，即便在李万明举报之后，移民数字也仅降至近lO万人。渭南地区移民办原领导人承认，这是为了向中央争取更多的资金。在中央按15万人给予拨款、分配物资和划拨土地后，渭南移民办经市府、省府又先后向国务院呈报其他各类项目索款 30多 亿元，其中大部分报告经国务院 “同意”或 “原则同意”后，逐年逐项向渭南付诸拨款。同时，渭南移民办还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索要了大量的移民防汛经费、器材及汽车等。巨大的空饷使渭南移民办成为当地 “钱多地多，家大业大”的“富翁”和“肥肉”。正是这种富有，给一些政府部门及人员将移民资金、土地、物资随意处置、滥花乱用等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为库区的稳定不断制造着祸害与麻烦。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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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星”不耍单枪，拉媒体“入伙”
    个人单枪匹马的举报，与结成网的“组织”去抗衡，其结果无异于以卵击石。李万明的举报不但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人员反将举报情况告诉给被举报对象。从此，李万明便厄运不断：平时开会，领导将他与几名经济罪犯排到一起进行批判；公务员考核，他被定为不称职公务员；党员评议，他被定为不合格党员；晋级升工资，他被“靠边站”……
    至此，李万明开始把查处腐败的希望寄托于新闻媒体。1996年12月18日，《工人日报》以《移民款不能乱用》为题刊登了他的举报，同时还刊发了记者的“调查附记”。《工人日报》的文章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渭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渭南官方把紧张与愤怒的目光都集中到李万明身上，并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各种“善后”工作：华阴、大荔两县市200多人参加、500多人围观的移民“上访汇报动员群众反贪大会”被认定为非法集会；要求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发传真，恳请给各省委宣传部打个招呼，通知各地报刊不得转载《工人日报》的文章；由省、市组成汇报组赴京向中纪委、中宣部、水利部汇报情况；成群结队的公安干警、武警、治安联防队员及相关人员，开着警车、带着手铐在3个县市的移民区搜查收缴 《工人日报》；李万明也于1997年1月7日，以涉嫌违法扰乱社会秩序被“传唤”到渭河滩某军事基地“贴身看守”起来。当李万明得知自己将被长期关押后，于一个大雾弥漫的星期天早上逃出军事基地。在浓雾的掩护下，他与追捕的大批公安人员在辽阔的渭河滩周旋5个多小时后，几经周折，乘夜色登上北去的列车。
    成功进京后，李万明在《工人日报》记者的帮助下到中纪委反映了情况。经中纪委有关领导与陕西方面交涉，李万明才得以返回渭南，并在第三天被宣布无罪释放，但其被羁押的20多天仍定为旷工……
    “我反腐，谁也别想阻拦我”
    经过这次风波，渭南的移民问题出现了骤变，一方面激发起以李万明为代表的不服“惩处”移民们更大规模的举报。1997年以前，李万明发出的揭发检举信仅是百次左右，从那以后，他的举报高达600多次。而库区移民上省进京上访告状已是司空见惯，少则四五个，多则近千人。李万明曾多次说：“我开展反腐斗争，谁也别想阻拦我，如果我的亲戚朋友反对，我就与他们断绝亲友关系；如果我的孩子反对，我就不认这个独生女儿；如果我爱人反对，我就同她离婚。只要我举报的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查处，我就要永远告下去，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对举报者实施了有力的制裁，有些领导的腐败行为更是有恃无恐，移民经费、土地成了“唐僧肉”，一些政府部门买车、开党代会、人代会、运动会，办福利要用移民款，搞各种名目的投资，也要用移民款。结果数千万元的投资，全都像扔到水里一般，连个泡都没有冒一下。个别官员甚至连承办同学会、携夫人外出旅游的费用也要用移民资金去开销……中央拨给库区富余出的10余万亩土地，逐年被一些部门所蚕食，至2005年统计时，则“蒸发”得只有5万余亩。对此，李万明义愤填膺道：“我把这些问题向中央有关部门及新闻媒体举报，移民们通过报纸知道了事实真相，找他们理论、讨说法，就是违法、破坏了社会稳定、扰乱了社会秩序？没有他们的腐败，哪有我的举报，哪有移民的‘违法集会’？如果说这就是违法，那么这也只是违反了一些腐败官员的法，而没有违背国家的法。”
    他的小名叫“豁出”
    2003年8月～10月，陕西渭河流域连降暴雨40余天，为确保华县、渭南两城的安全，当地政府不得不炸开华县与华阴市毗邻的方山河大堤进行泄洪，华阴市高家等11个移民村(遭受淹没的皆为移民)遭受巨大损失。灾后，温家宝总理亲赴灾区视察，国家发改委紧急向华阴市受灾最严重的3474户移民下拨5906万元灾后重建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然而，在当地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救灾款下拨3年之久，真正用于灾民恢复重建的款竟然不到1％，绝大多数灾民仍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可是华阴市委、人大在大灾之年，却假借商用楼的手续，超标准建起新办公楼。此事经李万明的举报和灾民上访，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曝光，当李万明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时，也被当地政府“保护”起来；而一些灾民代表却被警方以各种借口拘留和关押。
    借用某位著名电视主持人的话说，从李万明身上，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公民体现出来的举报意识，但他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手中又毫无政治资源可依仗，还不肯和光同尘，一如既往地举报，向权威挑战。于是，他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某些被举报者时刻都在谋划着置他于死地，他不时受到恫吓与威胁。
    “豁出”是李万明的小名，实际也是他对自己目前处境的态度。但从他内心来讲，有时他也觉得愧对家人。15年来，为打印和寄发举报材料等，他已花费约4．8万元，还欠下3万多元的外债，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在邮局赊账，甚至卖血维持举报的开支。有着37年党龄的他曾获得过不少奖，但在4年前，他是全市唯一34年工龄而仍是一般科员的“平头”。直至去年，38年工龄的他，每月工资仅有970元 (含100元副食补贴)，成为局里同级干部中工龄最长而工资最低的公务员。这一切，他完全无怨无悔，对“事业”的认定和投入，使他将个人的恩怨与得失置之度外，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却有一块令他良心不得安宁的愧疚。2000年9月，李万明从老家到渭南去给病重的母亲买药，中央党报记者打来电话，要求他迅速修改和复印寄给报社的举报材料。为此，他耽误了给母亲抢救治病。四天后，当他手捧药包赶回老家时，母亲已经含怨而逝。
    日子在李万明的记忆中留下的也不完全都是沉重和抑郁，他的举报曾不断被有关领导和媒体关注，并一次次在关中大地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水利部以及陕西省的领导，都曾对他的举报信作过批示，有关他的“问题”还曾被提交到陕西省委的常委会上研究讨论。
    终于有了回报
    由于李万明维护了移民利益，为此移民群众纷纷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他进行探望和慰问：自2001年清明节起，每年都有数百名移民代表放弃给自家祖坟祭祀的时机，来到李母的坟地进行扫墓和悼念，并把赠送的锦旗及牌匾挂在坟前告慰其母在天之灵。这些素不相识的移民用双手拉住李万明深情地说： “你就是为我们反腐败受苦受难的斗士……”话还没说完，泪水已夺眶而出。还有的移民代表说：“您是我们的代言人，在几十万移民的心中扎下了根。如果您能到库区移民中去一趟，我们欢迎您比欢迎省长都隆重。”为减轻他搞举报所欠下的债务，有些移民还送来三五十元钱，最多的送500元，一再要求他收下。他却说： “我咋能忍心收贫穷移民的钱哩，如果我收了，那我还有没有做人的良心呢？”
    移民群众这些朴实的敬意与支持，使李万明其人产生了远远超过他身份的影响力，以至在渭南形成了一种令个别贪官生畏的巨大存在与威胁，正如有人说的，“李万明是腐败官员的克星”。
    锲而不舍、矢志不渝的反腐历程，使李万明赢得了有正义感人的声援和支持，“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就李万明举报的问题与现状向大会递交了提案；2007年，他与李嘉诚、陈冯富珍等人还荣获了 “全国八大公益领袖人物”的殊荣。
    望着眼前这位身高1．78米、55岁却已两鬓灰白略显早衰的李万明，昔日那个能一次扛起200公斤重物而不气喘的“大力士”的印象早已荡然无存，但他反腐斗士的勇气却有增无减。自2006年7月开始，中央决定对移民实施20年每人每年补助600元的惠民政策，仅此渭南市移民每年可获中央财政补贴3亿多元。于是，一些基层干部便弄虚作假，大肆冒领补助款，目前，竞出现假移民达数万之多。为此，李万明又开始投入新的调查、取证、举报的艰难历程。（鲁维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