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改革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指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认为：“我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6月28日的《广州日报》称，我国中等收入者或滑向贫困，或在压力和迷茫中坚守，中等收入者成为“易碎”群体。  
  　在现代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极其重要。首先，中等收入者最希望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发展，是社会的“稳定器”，中等收入者所占比例大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践证明，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越大，社会就越稳定。其次，中等收入者是稳定的消费群体，是拉动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主流力量。中等收入者数量越大，市场就越大，经济就越发达。其三，中等收入者是社会发展最具创造力、最富挑战精神的一个群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具活力的中间力量。 

    　因而，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形成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这种近似橄榄形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是最理想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1975年时，日本的中产阶层已占劳动人口的34％。这为日本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我国至今都没有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的雏形”的现状委实令人担忧，这是我们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原因之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必须减少乃至消除导致中等收入者“易碎”的因素。
      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过低是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地区和行业竞争的初始机会不均等、垄断行业、各种非法寻租行为等等，导致收入呈现两极化趋势。目前，教育、医疗、住房占去了一般居民的大部分收入，甚至，许多人因为其中的一项（比如供子女上学或亲人遭遇大病）花费就会倾家荡产。至于住房，更是使相当一部分中等收入者沦为“房奴”，将他们牢牢套住。加上水、电、油、气等的垄断性掠夺，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建立，脆弱的中等收入者很难积攒起继续发展的资本，更难形成稳定的中等阶层，而只有当中等收入者走向中等阶层，“橄榄型”社会才能最终形成。
      而且，作为收入调节工具的税收，也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但是，在我国个人所得税中，80%来自工薪阶层，而占社会财富40%以上的富人们，却通过逃税、漏税等方式推卸责任。这种逆向调节导致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抑制了中等阶层的形成。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它必须通过增加公共资金投入，来降低教育、医疗、住房等费用；通过打破垄断，既消除垄断企业对公众的持续掠夺，公平引入竞争给人们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同时，还应该改变目前的税收制度设计，使税收真正发挥“限高、促中、提低”的作用，为更多的人从低收入者转为中等收入者进而转入中等阶层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