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人心便永生

——胡耀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200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26个年头，在这个中央领导特别强调的改革年里，我们迎来了对改革开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回顾胡耀邦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平反冤假错案，理顺社会关系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大问题，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胡耀邦主持和大力推动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个工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居功甚伟。在当时，如果不跃过这一步，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
　　胡耀邦1978年出任中组部部长后，就以超人的胆识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力昭雪过去如山的冤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平反冤假错案困难重重，是一场严重的短兵相接的搏斗，但他抱着“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决心，义无反顾地开展平反工作。
这些工作包括：
　　（1）老干部的平反。老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和社会精英，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屡受摧残。“文革十年浩劫”中，国家干部仅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高达75%。其中很多人虽然没有被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斗，几乎很少幸免。不抓好老干部的平反工作，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没有领导和骨干力量。因此，胡耀邦迎着困难上，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这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牵涉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实践，需要巨大的胆识、勇气与毅力。胡耀邦等人的努力，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使党的组织部门又成了“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凝聚了党心人心，振奋了士气，重树了正气。
　　（2）“右派分子”的平反。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许多被错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都是学有所成、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当时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超过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此外还有非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人士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及数以万计的未正式戴“帽子”的“右派”。由于许多人被划“右派”后还波及到他们的家人和亲友，涉及面就更广了，不平反这样的冤假错案，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根本无从谈起。
　　（3）“地、富、反、右、坏”的平反。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过去曾经人为错误地把一些人划分为“地、富、反、右、坏”分子。他们也是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而且人数众多，牵涉面广，对他们冤假错案的平反，更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胡耀邦主持下，开始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其功德之广，无可量及！
　　（4）历次运动受害者的平反。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一大批人在这些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这些受害者当中不乏为了党的事业坚持真理或敢于发表真知灼见而受到迫害的人。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为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受害者平反昭雪，比较突出的包括：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江西的女知青李九莲等。更为令人拍案惊奇的是，民间传抄小说《第二次握手》一书的作者张扬被“四人帮”判处死刑后，在胡耀邦的多次过问下竟然“起死回生”。
　　1978年后的短短三年中，依靠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全党全民的支持，在胡耀邦的组织指挥下，全国已平反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解救了许多国家和社会的精英，为此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使社会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平反冤假错案，社会正气得到伸张，被搞散了的人心重新凝聚起来，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环境，为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奠定了最厚实的基础。
　　当然，平反冤假错案并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关于冤假错案平反工作，胡耀邦曾斩钉截铁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2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番话，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大力倡导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扫清道路
　　人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往往成为社会历史进程是否得以深化的关键所在，尤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观念的超前与思想的活跃，还可能成为直接引发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精神变物质”。胡耀邦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突破思想禁区，更新观念，为改革开放清除障碍上，有着巨大的贡献。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工作。这个“准确完整”的提法，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当时以副校长职务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首先响应邓小平的提法。他主持的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指出对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辨别真理与谬误，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如《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就批评了“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的倾向。第31期(1977年12月25日)发表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就明确提出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些文章都是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的。1978年春天，胡耀邦更大胆地组织了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准备发起一场打破“两个凡是”、重新确立正确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经过反复修改和胡耀邦两次审阅过的重头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意味着，胡耀邦要对这篇文章承担全部政治责任。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篇文章受到一些大人物的严厉指责。在随后的日子里，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新闻界特别是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批评特约评论员，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在沉重的压力面前，胡耀邦没有退缩。因为他认定：如果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胡耀邦又得到了邓小平旗帜鲜明的大力支持。1978年5月起，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鲜明地支持实践观点，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表扬《理论动态》是个好班子，明确讲，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积极推进这个讨论。指导《理论动态》继续组织撰写发表了多篇论述实践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后，随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的大讨论，统治中国多年的“左”倾理论慢慢开始崩溃。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这场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标志着这场讨论已经取得了胜利。

                                       秉性刚直、行动果敢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沧桑巨变的开端。在这个现在被史家称为邓小平时代的峥嵘岁月里，胡耀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邓小平落实改革开放政策的左右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胡耀邦殚精竭虑、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说是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开放先锋。
　　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胡耀邦是继邓小平之后，较早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创造的“大包干”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在1979年12月4日主持召开的全国地、县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阐明宣传工作如何适应重点转移、经济建设问题，这个讲话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胡耀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观察和认识，反映了他对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
　　在城市改革中，胡耀邦也是继邓小平之后，最早主张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正名的领导人之一。改革初期，有不少人对商品经济在观念上还抱有抵触情绪。当时，不少人认为私人长途贩运商品是典型的“投机倒把”，主张坚决取缔，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明确表态反对取缔，风趣地说：“什么投机倒把？他们是二郎神。”
　　薛暮桥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了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与发展商品经济的建议。在薛暮桥为此受到批评甚至责难时，胡耀邦率先站出来赞同薛暮桥的见解，许多领导同志随后也纷纷支持。这使得薛暮桥的建议成为多年以后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蓝本。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大问题上，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提法虽然冠以“有计划”，但终究为“商品经济”正了名，迈出了认识上的重大一步。胡耀邦对迈出这一步是有大贡献的。正是他加强了起草小组，增加了林涧青、林子力、龚育之、郑必坚等人，调整了起草班子负责人，才写出了被邓小平表扬为“好东西”的这个《决定》。它成为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而这次会议也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不断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方面，胡耀邦也是不遗余力。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继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兴办经济特区，决定在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的开放政策。1984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批准兴建大连、秦皇岛、宁波、青岛、烟台、湛江、广州、天津、南通、连云港、福州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除了继续增加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之外，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综合开发区等相继设立。胡耀邦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他提出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成了特区从事改革试验和创造性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区域发展战略上，胡耀邦也是眼光超前。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那年夏天他在青海考察工作时明确提出：“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这不是我个人的想法，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他还提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的观点，要求西北地区要大念“草木经”，多种草种树，发展畜牧业，即不少过来人熟知的“反弹琵琶论”，由此掀起了大西北种草种树的热潮。
　　胡耀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可以说的还有很多。比如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选择干部不任人唯亲，而是看重才干；大胆提拔了一批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能够持续推动改革开放进程的优秀年轻干部。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中国领导层在80年代的年轻化才有了如此大的进展，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他还特别注重党风廉政建设，以极大的精力抓过整党工作，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再比如，他身居高位时，仍然时刻保持着与民众的血肉联系。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过；全国2000多个县，他去过1500多个，是当时下基层最多的中央领导人。他还总是挤时间阅读大量人民来信。当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