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某县借口搞小城镇建设（实际上是想修门面房出租为小团体牟利），大肆违法拆迁。在无任何安置和赔偿的情况下，硬是动粗将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从仅有赖以活命的一间破屋中赶出，与他相依为命的残障儿子还被毒打致伤。一位姓刘的小伙子略通法律，路见不平出面帮老人治病，又义务代写状子上告法院，并给笔者所在媒体热线电话投诉。媒体排除各种干扰仗义直言，将这一赅人听闻的事件公诸于众。然而就在舆论压力下，县上将受害者草草安置的同时，那位刘姓小伙子先是不断受到恫吓和威胁，继而以过去涉嫌“偷牛”为由，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而其妻则同时被镇计生人员拉进了医院……记者对此义愤难平，但面对这些强势部门的“执法”，却也无可奈何。而“枪打出头鸟”的结果则是百姓们再无人出面喊冤，而镇政府的“小城镇建设规划”得以顺利实施，而今诸多官员们每年仍从中得到丰厚的实惠。
　　勾起笔者在此旧事重提的诱因是近日在网上看到法学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选择性执法。该说法的出现犹如一道“万丈光芒的灯塔”照亮了笔者的心头，使多年来耳闻目睹虽感到事出蹊跷，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社会疑团豁然开朗。犹如当年拜读吴思先生《血酬定律》、《潜规则》，它的“寻租说”给官场腐败找到了精确的注脚。愚笨如我者而今方明白原来法是死的，而执行者则有喜恶宽严之分。比如某些城市发廊里每每有涂脂抹粉的小姐倚门招俫顾客，据说她们藏圬纳污常常搞色情服务。于是各路人马义愤填膺呼啸而来，一棍子下去砸烂招牌、封掉大门，将从业者一网打尽；然而在各式高档宾馆娱乐场所里的赤裸裸色情表演，乃至卖淫行为却乏人问津；就在月余前，京城某区法院为区区1.7万元物业费,竟星夜出动十几部警车百余名人员兵分多路将业主们从被窝里掏出,从而演示法律的“威严”。网民们为此质疑的一个理由便是：报载全国包括各级政府在内拖欠民工工资达三千多亿元，将一个爱民的温总理急得上火，却罕见哪家法院向大宗拖欠者动几下真格的，捉将官去。这些便是“选择性执法”的奥妙所在。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选择性执法”的铁律之一。在这些执法者看来，上述笔者耳闻目睹过的那位刘姓青年过去如果偷过牛，或事不关己，或“寻租”余地不多，尽可以长期视而不见；一旦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哪怕你从未“偷牛”甚至连一根“牛毛”都未碰过，也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甚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非要给你上一下“发条”，让你尝尝“犯上做乱”的厉害。此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去，去岁东南某地一官员多年反映上司严重腐败，无奈穿上“防弹衣”，轰动一时为国人所瞩目。然而时过一载，他反映数载的问题迄今没有回应，倒是他本人经济加生活糗事一堆见诸报端，而且迅即锒铛入狱，被“从重从快”。而在加之于他的众多罪名中偏偏既无有“诬告”二字，也未见还被反映者们一个“清白”。
　　“欺软怕硬”、“柿子只拣软的捏”。是“选择性执法”的不二法门。在这些执法者眼中，法律就是一个可软可硬的红苕而已。他们心中人人揣有一个贾雨村手中的“护官符”，对于谁的来头大小，谁的后台软硬一清二楚。因而“哨棒”呼呼作响之处，未伤“老虎”毫毛一根；屡有斩获的“苍蝇”，也多是为了应付差使或“寻租”不成的牺牲品。这几年常常暴出的占用几千亩土地开发证照全无却乏人问津，小摊小贩则被“严格执法”得“鸡飞狗跳墙”；贪官一贪动辄千万亿元却每每有“立功表现”而“刀下留人”，草民讨薪动手则被“格杀勿论”；坐奔驰、宝马者撞人横行无忌，给电动、摩托、出租找茬者则不胜枚举。不能说只打老虎不管苍蝇，不能说不管市容，不对横穿马路者处罚才对。但若对老虎吃人视而不见，而对小毛虫喝五吆六，则难逃有“选择性执法“之嫌。
　　“选择性执法”自非今日才有的“新生事物”。远的无暇追溯，五十年代动辄拿“知识分子”开刀，后来的一搞各种运动便用“地富反坏右”说事，也许能算上而今“选择性执法”的滥觞。所不同的是昔日的“选择”基本上是人类劣根性和极左思潮作祟，而今则多夹杂有经济利益的驱使。它的根源和病灶显而易见，路人皆知；如何医治则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也非一招一式所能根治。但其危害则随处可见不可小觑。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法律之所以与“律条”有别，就在于其公正性和同一性。对上宽松无度，对下威严有加的“法律”，不配称作法律；欺软怕硬、整治排斥异己式的执法，更与法治、民主相悖。长此以往让“选择性执法”横行无忌，将动摇公民的法治信念，对法治建设产生毁灭性打击；如果容忍这种“选择性执法”存在、漫延，这个社会将无公理，代之而行的则是“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