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剧增的背后，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恶劣现象的不满，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避免其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
　　
　　7月7日，中共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受到全世界媒体瞩目。
　　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剧增
　　最近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在2005年6月26日，当天下午14时30分左右，在安徽省池州市区翠百路菜市场门口，22岁的当地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随后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当众殴打。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公愤，三名行凶者被在场摩的司机们围住。
　　一桩备受社会瞩目的“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端。随着“打人者放言‘打死了也就30万’”、“学生被打死”、“警察庇护打人者”、“某超市老板站在打人者一边”等传言的流行，4个小时过后，已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局面完全失控。
　　尽管当地政府调动了近千名警力，但聚集起来的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无法压制，他们不仅烧毁了吴军兴的轿车，连处理此事的当地派出所都遭到围攻，警车被砸，一家据传老板牵连入此事的超市也遭哄抢。
　　突发“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池州事件只是披露出来的众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起。
　　搜索有关媒体的公开报道，就会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点遍及大江南北。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社会矛盾凸现
　　“目前中国处在急剧的转型期，更注重发展效率和激励机制，不注重公平和公正。分配不公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容易产生。”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如是说。
　　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发展到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也表示，“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发展，有些矛盾可能会集中地显现”。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一份公开材料显示，在过去的土地征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政府对转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
　　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四川省汉源县去年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当地居民力抗权力资本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曾多方寻求途径解决，但均未能得到公正对待，最终迫不得已群起抗争。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2004年10月，重庆万州一名冒充公务员的男子殴打群众，当即引起公愤，以致酿成大事件。
　　“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姜明安教授表示，对基层政府腐败、官僚作风的民愤，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利益诉求渠道缺失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制订公共政策时，对弱势群体考虑不周。有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对转型期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
　　但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冯书泉教授如是说。
　　与“群体性事件”增多相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加。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漫漫上访路的背后，显示出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艰难。
　　“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一步促成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重庆万州、安徽池州等地“群体性事件”都起因于此。
　　“在利益被侵害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毛寿龙教授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表示，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政府改革与之适应
　　在中央党校周为民教授看来，建立这种利益诉求和维护机制，与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本身密切相关。“政府职能革命就是要把一部分功能移交给社会，发展社会的自我协调、自我管理能力。”
　　在他看来，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提出，预示着政府将进一步还权与民，“对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最有效的维护手段是创造一种机制，让民众能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
　　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和长效机制建设已经开始。参与国务院“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课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学教研室主任魏永忠表示，首先要做的是立法工作，要建立处理突发群体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
　　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的底线，司法体制成为专家瞩目的另一焦点。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健全而独立的法制，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主任郭太生对此表示，要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在坚持法治原则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冷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