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一块不变，司机的一块要做加法，能够做减法的只有企业了
    “一天机器人，一天植物人”；“以前寻（沪语：找对象）空姐，现在寻外来妹”；“白天给公司干，晚上给加油站干，半夜12点以后给自己干”---三句顺口溜，描绘出上海出租车司机的生存状态：劳动强度大，近年来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并对收入有不满足感。
    2008年，出租车行业是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领域。上海“的哥”“份儿钱”全国最高，但全年没有发生严重群体性劳动争议。上海市城市交通工会在年底的调研报告中称：司机队伍“有波动但不会骚动，基本是稳定的”。
    据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吴萌介绍，在2008年11月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后的“骨牌效应”时期，“上海出租车行业反而出现劳动争议案件骤减的局面”。
    巴士出租的司机张陈培今年47岁，崇明人。和上海绝大部分出租司机一样，一日工一日休，工作日一般开18~19小时。7月份收入2000多元，平时一般3000多元，“份儿钱”加上油和维修等，日均成本700元。每月600元的房租是他开销的大头。
    老张感觉收入比前几年下降得厉害，但是这一年多来，公司的规定有了一些转变。让他印象深刻的一条是，“以前就算躺在床上开不动，承包指标一分不能少，现在如果住院，公司免指标，还发900多元的病假工资。”
    这条让老张稍感安心的好消息，来自2008年4月签订的上海市出租汽车行业集体合同。作为劳动法专家，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的谈育明认为，行业集体合同的签订，对维护上海出租车司机队伍的稳定作用很大。
究竟谁弱势
    收入“剪刀差”，是引起上海出租车司机队伍“波动”的主因。
    上海市运管处出租汽车部副部长虞同文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出租车司机一度入围“十大高收入行业”；90年代，随着出租车数量的不断增长、轨道交通日益完善，出租车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
    他说，1998年出租车司机收入是职工平均工资的1.9倍，2008年为1.15倍（职工平均收入3292元，司机平均收入3800元）。看起来不低，但是我国职工法定月工作日21.75天，全年共2088小时；出租车司机按每日工作17小时、每月工作15日计算，全年工作3060小时，劳动强度远大于普通职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者石磊，把出租车司机称为上海的“人文贫困群体”。由于掌握了出租营运证，出租车公司事实上形成了司机市场的“合谋垄断购买”，单个司机没有与公司讨价还价的能力。
    从2007年6月 《劳动合同法》出台到2008年1月正式生效，这个时期内，上海出租车司机逐步了解到新法对于带薪休假、病假工资和解除合同补偿等条款的内容，维权呼声渐高。虹桥、浦东两个机场同时候机的数千司机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据《劳动合同法》提高收入。
    上海市出租行业协会秘书长陆家骏告诉记者，那段时间，行业协会法律中心不断接到驾驶员的咨询电话。他们渴望知道：作为承包者，自己能否享受劳动法赋予职工的权益？有无最低工资？工伤如何处理？工龄如何计算？社会保险费如何缴纳？第一期合同满了后长期合同怎么签？
    而出租车企业对贯彻《劳动合同法》顾虑大。几乎每一条新条款的实施，都可能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比如，实行带薪休假意味着增加20%的顶班司机，顶班司机难招，还要支付给休假司机最低工资。
    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
    谁来制定劳动法框架内的行业标准？政府不可能为此下文，由行业工会和行业协会分别代表职工和企业，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这个做法让各利益攸关方看到了方向。
    早在1995年，上海就挑选了400家企业作为集体合同试点单位。1998年，普陀区长征镇星云经济区签订了第一份区域性集体合同，带动了全区85%的非公有企业签订集体合同。2003年前，静安区总工会牵头，由威海路汽配联合工会与企业方代表协商，签订了行业性工资协议，规定行业内最低工资为上海市最低工资的120%，得到了汽配街职工的热烈拥戴。
    上海市出租车行业的17名行业工会委员和10名协会会长代表，一致同意着手研究行业集体合同。然而，陆家骏和行业工会主席陆剑虹发现一个难题：《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一节，专门针对集体合同做了如下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
    严格遵循这一条，等于要各区县分别订立合同，操作不现实，而由市行业协会和工会来操作，又似乎与法律文书有所不符。
    究竟能不能做？陆家骏和陆剑虹心里没底。“二陆”马不停蹄地开始走访相关各主管部门。
    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保障部长的宋震，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想法，认为可行。主管副主席要求市总法律部为出租车行业的集体合同把好关。
    市城交局运管处表示“同意”，主管副局长认为，这个做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觉得“值得一试”，并要求，劳动工资涉及社会稳定，在行业集体合同的效果没有明确前，不能向社会宣传。
    但社保局方面有些担心，提出是否等待人大对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出台再做更稳妥。“二陆”表示，企业和驾驶员都等不了。社保局最终的态度是：可以试行，“只能做，不能说”。
    陆剑虹告诉记者，相关实施细则后来在2008年9月出台，而4月第一份集体合同已经签订。
    得到主管部门的默许或鼓励，“二陆”捧起《劳动合同法》，对照出租行业的问题一条条推敲。陆家骏解释说，总营收不变，国家的一块不变，司机的一块要做加法，能够做减法的只有企业了。
    出租车司机该不该定基本工资
    《劳动合同法》的大部分内容都以“平均工资”为参考标准，但在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承包关系中，没有工资一说。因此，定位“工资”是当务之急。
    企业劳动人事部负责人和工会负责人，在此期间座谈十几次，但双方目标的差别却相去甚远。人事经理们带来老总的意见：“工资已经计入承包指标，承包的特性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司机不应再提工资要求。”
    与此同时，各企业工会也接二连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司机们要求有基本工资，而且要求按照上海职工平均工资确定交金标准。他们的理由是，司机一天工作18小时，几乎从没有节假日，劳动法规定的很多福利都享受不到，“坚决要求企业落实《劳动合同法》”。
    “劳资双方碰不拢，我们就要来拉拢。”“二陆”把一本大红封面的《劳动合同法》注释书当成了“红宝书”，开会时“拍”在了老总们面前，“不作为是躲不过去的，所谓的变通办法只会激起职工更激烈的反弹。”
    工会方面也与职工积极沟通，说服他们要与企业共渡难关。如果企业倒闭，职工要面对失业的危险。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利润率低于6%，就会发生融资困难。
    协商过程中，工会与协会坚持绝不单方面作决定。例如，在确定司机基本工资问题时，存在三种参考标准：一是市平均工资（3292元）；二是市平均工资六折；三是市最低工资（960元）。工会代表认为，在司机付出正常劳动后，应当保障其基本收入；当承包收入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时，应当由公司将其补足。
    经过反复协商，决定以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出租车司机的基本工资。
工会只管发电影票的时代过
    去了
2008年的第一份集体合同改了6稿，社保局的相关负责人又逐条做了法律文书上的规范。
    表决时，行业工会的93名工会代表，实到90人，全票通过。协会会长联席会议也一致通过。最后，由工会和协会各派出5名代表正式签订集体合同。
    这份集体合同，获得了行业内96%企业的确定执行。
    2008年的行业集体合同只在社保局备案，没有送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法院备案。后来2009年合同拿过去，法院和仲裁机构很高兴，“有这样的标准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今年3月，七易其稿的第二次集体合同签订。而此时，上海市贯彻实施劳动法的地方性规定中，也更多地鼓励尝试创新。出租车行业这一市级行业集体合同，终于可以广而告之。
    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部的谈育明告诉记者，在很多劳动纠纷中，企业方的做法不违法但不合理，职工方虽明显利益失守，但未必能找出法律依据。集体协商要调整的就是这种合法不合理的劳动关系。企业不愿与职工谈，职工不会和企业谈，企业工会代表不敢和老板谈——上级工会派员成为下级企业集体协商的正式代表，是可行的做法。
    上海市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体会是：区域谈保底，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
    谈育明认为，社会各界对集体协商的认识还有偏差，以为协商是手段，签订集体合同是目的。其实，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是并行的，等发生问题再协商属于被动调整，平时建立起长效的协商机制，才能掌握主动。集体协商机制的形成，意义远大于签订几份具体的集体合同。
    虽然工会干部在组织协商和谈判专业技能方面仍缺乏训练，但随着工会代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保护职工权益的谈判桌上，工会只管组织卡拉OK、发电影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顾佳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