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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24日，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成立最早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出版社。三十五年来，西北大学出版社因应改革开放而生，经历了初创时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九十年代曲折前行、艰苦探索的砥砺，和进入新世纪承前继起的改革发展以及近十年来的奋力进取，在立足高校服务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面向社会服务改革发展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出版了一批优秀图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培育了以文化建设为己任、以服务教育教学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使命的编辑出版队伍；历练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百折不挠，积极进取有为担当的出版眼光和从业精神；明确了“小而专，有特色”为战略目标，为出版的未来面向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日，在该社成立三十五周年前夕，记者专程采访了该社社长马来先生。
温文尔雅、沉稳博学的马来先生，与记者的交谈从介绍出版社的历史开始。他告诉记者，在西北大学出版社三十五年发展的历程中，有建社初期艰苦创业的辉煌，有“曲折前行”十年后改革发展的七年，和奋力进取的近十年。一部部图书反映着一段段历史，映衬着出版行业一个群体有为担当、执着前行的身影。
建社之初，张岂之校长兼任社长，创业者们凭着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立足本校，敏锐地组织选题，精心地加工书稿，出版了一大批质量高、效益好的图书。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家王戍堂教授领衔编著的《点集拓扑研究与广义数》、物理学家侯伯宇教授等人撰写的《规范场·群论与完全可积问题》，给西北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很高的声誉。《点集拓扑研究与广义数》一书面世后，美国权威国际学术杂志《数学评论》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刊登了全书的目录。美国国家数学文献检索中心来函收藏此书。《规范场·群论与完全可积问题》集中反映了侯伯宇教授历年潜心研究理论物理所取得的重要收获，尤其是书中收集的他创造的“侯氏变换”的论文，得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教授的高度评价，杨振宁教授在自己撰写的论文中引用此文。地质系的霍世诚教授和舒德干教授合著的《中国南部寒武纪高肌虫》一书被誉为“国际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完整地对高肌虫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之后，由舒德干教授个人完成的专著《浙西、湘西及陕南寒武纪至早奥陶世的高肌虫》在该社出版后，不仅荣获了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奖，同时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张国伟院士所著的《秦岭造山带的形成及其演化》一书，对我国华北南部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并为国际地质学界所广泛认可。我校兼职教授秦元勋的力作《常微分方程定义的积分曲面》出版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遂将其翻译成英文出版。
在社会科学方面，历史学家林剑鸣、黄留珠教授等人撰写的《周秦汉唐文明研究书系》出版后，《光明日报》《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发表书评，给予高度评价。张华教授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何炼成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彭树智教授撰著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安旗教授撰著的《李白研究》等都是上乘佳作，大都先后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学术著作奖。这些不仅为出版社赢得了荣誉，同时也扩大了西北大学的影响，提高了学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记者感到，在马来心目中，二十世纪的后十年，也就是整个九十年代，我国出版业呈现规模扩张、一片繁荣的景象，市场主体开始蜕变与分化。他们先后出版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丛书》等有影响的图书，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但在面对市场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在出版观念和思路上、在出版市场实践上，颇费周折，遭遇挫折和诸多无奈，资金的匮乏、队伍的砺炼、体制的破解和机制的建立都成为难以跨越的障碍。翻看这十年的选题档案记录，一些优秀的选题虽然搁置没能出版，但它反映着出版人曾经的敏锐与追求。
马来，这位陕西出版界的宿将，2001年，从陕西人民出版社应聘到西北大学出版社作社长，按照学校授权对出版社进行改革。西北大学出台了关于出版社改革的一揽子方案。从此，开始了他眼中的“改革发展的七年”。
2002年，在广泛动员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全社职工群策群力，开展了出版社综合改革。以三项制度改革为契机，建立劳动分配用人机制，进而调整社内机构设置，建立以事业部为核心、社内其他职能科室紧密配合的出版运行机制，彻底改变长期以来编辑、策划与发行职能分隔，生产、供应和销售不衔接，责任不清楚，利益不直接的现状。其次，面对行业发展现状，提出立足高等教育，为教学科研服务，立足现实，面向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发展服务，以教材、学术立社，以畅销书强社的办社思路。
在随后七年的时间里，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数百种高等教育教材，涉及各类形式的高等教育，包括公共基础课类、大学英语及计算机类、经济管理类、机电类、旅游饭店管理类、师范教育类等专业基础课教材，以及部分研究生教育教材。并在多年教材出版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围绕教学改革，由学术带头人牵头，通过教改立项将教材出版向前延伸，通过教改研究成果推广、教学教法培训，将教材出版向后拓展的教材出版模式。这些教材在省内外近百所院校使用，有的被列为省级规划教材，有的获准列为国家规划教材。
面对实践，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关注社会变革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个主题，也是出版服务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2002年至2004年，针对压力型体制下我国乡村治理出现的严重的“三农”问题，他们用三年时间，汇聚全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以田野观察和实证研究为手段，记述研究乡村治理中的重大事件和民主政治实验，陆续推出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3辑18种），探讨破解“三农”问题的体制之道。丛书出版后，《新华文摘》《新闻出版报》《南方周末》等数十余种报刊给予报道、评论，或转摘、连载丛书相关内容。《光明日报》旗下的《博览群书》杂志，先后两次刊发特稿，汇集党政官员、专家学者对丛书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评价。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李秀潭研究员指出，“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极具政治意义、学术意义、实践意义”，“它将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显示它独特的价值、作用和意义”。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四川省委书记张学忠看到了丛书中的《向农民道歉》一书，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所在省内农村基层工作者、广大组织工作干部，高度重视《向农民道歉》书中反映的问题，妥善处理乡村社会矛盾，搞好农村工作。张全景、栗战书等领导同志也分别撰写了书评，推荐介绍该书作者白水县委组织部部长马银录处理农村基层问题的经验和做法。马银录也多次做客央视《新闻夜话》《讲述》栏目以及地方电台、电视台，接受访谈。该书屡获殊荣，先后获新闻出版总署表彰的“农村读者欢迎的图书”、全国大学版优秀畅销书、陕西省优秀双效书，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表彰的“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
2009年以来的十年，是中国出版业竞争加剧，书业转型不断加快的十年，也是西北大学出版社迎难而上的十年。在马社长将之总结为“奋力进取的十年”里：
——教育出版大专教材品牌特色不断突现，《学前师范教育教材》已经走向全国，在多个省份数十所高校使用；与远程在线教育相适应，以融媒体为特征的数字化教育学习资源包开发成功，交付第三方上线运营，并已产生收益，为教育出版探索出新的道路；
——在大众图书和专业图书出版上，着力实现以项目带动发展的战略安排，先后实施了陕西省“金版工程图书”、省委宣传部重大文化精品项目《话说陕西》，国家重点规划图书《关学文库》《世界毒物全史》《西北联大与现代文明》等项目，均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六卷本《话说陕西》成为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外交往的礼品，被认为是“陕西实施文化强省的标志性成果”，销售达3万余套；
——耗时八年完成的《关学文库》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与学术研究的开拓性，填补文化传承空白，产生广泛社会反响，计有300余家媒体报道介绍，被认为是实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里程碑之作；
——百卷十册的《世界毒物全史》，以毒物为主题，梳理毒物与文化、科学、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致力于无毒害社会的建立，被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古克里先生认为是“中国学者从事的一项有世界意义的事情，其中蕴含巨大的科学潜力”。汇集全球当代最著名思想家作品的《精神译丛》，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更深入了解、对话，和进一步反思、创造提供资源”。
马来告诉记者，这十年来，他们出版社先后和正在实施的国家和省级出版项目共计40余项，国家重点规划图书6项，先后多次获得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陕西图书奖、大学版优秀学术著作奖和教材奖多项。《关学文库》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寒武大爆发时的人类远祖》获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在国家级奖励上连续获得突破。2018年，出版社医药学编辑部和少儿读物编辑部就要开始运行，图书出版的版块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在采访结束时，马来总结说：“这十年潜心有为，深耕专业出版；谋局立项，做精大众出版；顺应转型，做好教育出版，是我们致力的出版目标。这十年是出版社以前历史的承继，取得了应有的成绩，形成了出版社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标明了继往开来的方向。坚守文化情怀，砥砺前行，以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力不断塑造出版社的形象。”
告别马来先生，走在西大太白校区，记者感喟良多。心中不由涌现出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正是有了马来先生这样一批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出版人，中华文明才历经磨难得以传承光大。正是有了这一批知识精英的努力，三十五年来，因应改革开放而生，成为陕西出版界后起之秀的西北大学出版社才千轴百代，书香致远。记者真诚祝愿他们潜心笃志，砥砺前行，开启出版事业的新征程。□本报记者 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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