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莹(郭红松 画)

　　◎李舫

　　近期，陕西作家阿莹将他的目光转向了军工题材，拿出了厚重深沉的长篇新作《长安》。

　　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背后不变的是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工人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精神延传。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工业和群众基础，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才会应运而生，小说无疑用文学语言呼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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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长安城，千载家国梦。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中华文字文明的始祖仓颉在这里发明文字，到周文王制定礼乐制度、周武王分封天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灿烂辉煌的汉唐盛世;从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延安宝塔的雄姿，无不激荡在阿莹的笔端。

　　这一次，陕西作家阿莹又将他的目光转向了军工题材，拿出了厚重深沉的长篇新作《长安》。小说《长安》以近50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筹建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企业的历程。这部铸魂立传式的著作，呈现了难得一见的神秘的军事工业场景，表现了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用热血和生命投身军事工业发展的艰辛，演绎出国家与个人交融、战争与和平交叠、个人感情与世俗争斗交织的时代传奇。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未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与中国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我们国家又长期是农业国家有关;另一方面，这类题材和多数文科背景的写作者隔得比较远，对作家生活经历、认识水平的要求也比较高。因此，高水平的军工题材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特别是新时代的文学史上是缺位的。令人欣喜的是，阿莹的《长安》敢于尝试这个书写难度较大的特殊题材，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新中国现代工业创业史的壮歌。

　　小说描写了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一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用热血、生命投身于工业化发展的进程，并从这一原点逐次展开。作者通过忽大年、黑妞儿、忽小月等典型人物形象，将个人命运的兴废、起伏，家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与历史交汇，将一代建设者的奉献熔铸于时代洪流中，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中国军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贡献，写出了这个特殊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辛探索，再现了那段火热的奋斗岁月，树起了一组可歌可泣的军工人的群像，是一部为军工人立传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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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开篇第一句话：“谁也没想到，忽大年居然在绝密工程竣工典礼前醒过来了。”这不禁让读者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短短的一句话，容纳了未来、过去和现在三个时间层面，而作家穿越了过去，隐匿在现在，正准备带领读者走向扑朔迷离的未来。隐藏在《长安》开头中的标志性人物忽大年，本是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正在云贵高原上驰骋杀敌，突然接到命令参加工业培训，随后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代军工厂的总指挥。此后他经历了成功的喜悦，又承受着感情的挤压，那早年的女人黑妞儿竟然在厂房竣工典礼前夕找到他，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情感纠缠，而这正是那个时代一个特殊和真实的现象。

　　但是，陷入磨难的忽大年把家事私情搁置一边，习惯以军人的方式来处理抢险，终于被一纸处分下放到车间劳动。可沮丧中的忽大年没有沉沦，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的新闻：“我炮兵猛轰金门蒋军”，责任感便被猛然激活了，就像在前线听到战斗号令的军人，直接冲进办公楼，又开始指挥生产调度，甚至直接冲进市委会场催要供电额度，把下放的禁忌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当他下放劳动时，得知靶场试验出现掉弹故障，毅然率领工人前往寻弹拆弹，生动地再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读之不由催人泪下。显然，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企业领导干部，忽大年有着共和国初创时期干事奋进的激情，也有着作为普通人的视野局限，而这两方面的叠加赋予了小说主人公熠熠生辉的光彩。

　　在忽大年的人生历程中，我们看到，作者注意展现党的领导在主人公成长过程的作用。显然，忽大年的英雄之举是党多年培养的结果，作品巧妙和自然的将这方面内容融入故事的发展过程，也展现在江南人深沉的托付之中，成司令关键时刻的援助之中，武文萍半城停电、保障长安的决策之中，钱万里推心置腹的交谈之中……总之，作者不是在板着面孔说教，不是用文件式、新闻式的语言突出党对军工建设的领导，而是把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在奋进和磨难中完成了人格塑造，活灵活现地站立起来。

　　随着长安机械厂的发展，小说中一批军工人也先后亮相，这些人物性格各异，极富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黑妞儿朴实善良，却只认死理，用半生心血追讨未能圆房的丈夫，营造出一个传奇的身世;忽小月天真单纯而又可爱脆弱，导致了她与丑恶的剧烈冲突，也催生了悲剧的发生;小和尚满仓存有向善向美的秉性，因小月自杀再度出家，却在修行时仍然为“长安”祈祷;连福是个被误认为敌特的技术员，因出众的技术天赋，反而造就了他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毛豆豆是个天真又英勇的姑娘，在中印战场英勇牺牲，就像一只在战火中飞走的和平鸽……小说通过对每个人物性格和内心的深度刻画，树起了一组军工人的艺术群像，挖掘出了战争与和平的宏大主题，也让读者感受到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正是有忽大年这样一大批脊梁式的人物，才能历经磨难发展壮大，这也是伟大祖国今日崛起的一个核心“秘密”吧!

　　从宏观视角看，这部军工题材小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意在彰显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军工力量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也与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相同步，后面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大幕启动的1978年。整个故事是在一个完整的计划经济时期展开的，作家精准地描写了这个时期人物特定的语境和行为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人人都视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阿莹选择这个历史阶段是独具匠心的，应该说展现的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军事工业飞速发展的“前史”。作为一部2021年的小说，这种回溯性视角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种精神基因的传承，也彰显了一种历史观。中国军工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背后不变的是以忽大年为代表的军工人从革命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精神延传。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工业和群众基础，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才会应运而生，小说无疑用文学语言呼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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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阿莹是陕西耀州人。生于斯长于斯，他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我们知道，陕西是中国的地理中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也正是站在了这块令人无比爱恋的土地上，阿莹近年还写了许多文化散文，他以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恣肆的叙事激情,敏锐捕捉了西北文化的精神特质，深刻地注释着其背后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关注着陕西对于中华文明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标志性作用。阿莹的文字充满了黄土高原的丰厚和戏谑，充满了历史的诡谲和诗意的奇想，从敦实的石鼓山到巍峨的秦岭山脉，从神话的远古到神祇的风物，从出题的祖先到答题的子孙，阿莹用看似朴实的叙述讲述着岁月的机锋、历史的机智，从而处处充满了深刻的启示。他的文学，不仅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中汲取了营养，而且将人类的普遍处境逼真地反映出来，殊为难得。

　　阿莹是一个有着严肃创作态度和勤恳创作精神的作家。2013年，他创作了歌剧《大明宫赋》;2017年，又在《大明宫赋》的基础上，创作了秦腔剧《李白在长安》。我注意到，他“受邀撰写有关大明宫的歌剧剧本，原以为写上几稿就可以交差，却没想到剧本受到各方的关注重视，改来改去，清样就有三四十本，摞起来已快半米厚了，最后总算定稿，可回头看去与最初的结构，甚至主要人物都有了重大变化。”在创作笔记中，阿莹感慨，这便是歌剧《大明宫赋》的问世。此后，正巧西安秦腔剧院邀他写一部有关李白的秦腔，他抓住在中国通史关于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向唐王朝索取五经的记载，将剧本做了颠覆性的修改，强化了李白在剧中的形象，着意把与李白有关的传说加以艺术处理。比如，人们熟知的降辇迎接、力士脱靴、赐金还乡等等传说，穿插到情节中，一方面反映了一代诗仙的气魄和自信，另一方面反映了诗人经历了宫中磨难，发出了对人世的感叹。

　　时隔短短几年，阿莹出手不凡，又拿出了他的军工题材小说《长安》。作品里沉着的笔力、深刻的思考，不仅得益于作家工作生活的经历，更源于他浓重的军工情结。阿莹在后记中说：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地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

　　与陕西其他作家一样，阿莹的作品也有着厚重、扎实、深沉的质地，他对小说人物的理解、对军工事业的认识，不是外在于形，而是内化于心。他曾深情回忆过一个往事：“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兵器试验场，参试的反坦克导弹发生故障，一位年近花甲的工程师为能保证试验按期进行，毅然上去拆卸了令人胆寒的弹头引信。而让我为之动容的，不仅仅是工程师的果敢，还有他腰间系着的一条红腰带。”阿莹注意到了红腰带这个细节，显然细节的真实是一部作品的生命，那些令他难以忘怀的见闻、轶事，使整部作品枝节丰满，情节动人，支撑起一个个饱满的艺术形象，以开阔的视角和尺幅，展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绚丽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质朴的情怀与责任担当。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