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了，我们还一直在说路遥。这是一个崇高、美好的话题。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第一教室门口的女贞树下，我结识了路遥。

　　那时，他是延川县郭家沟的农民，被借调到文化馆编小报，刚在恢复后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题为《优胜红旗》的短篇小说。后来，他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在《延河》杂志当编辑。这段时间，我们来往较多，他的名作《人生》等使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我们结伴去延川讲课。在观看县上文艺队演出时，他指着台上一位扎小辫子的漂亮女子悄悄对我说，那是他的初恋情人。那女子的样子，和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巧珍一样叫人爱怜。他说他的朋友就住在对面的山坡上。于是，我们爬到对面坡上，寻到他的一位旧友。

　　在旧友家中，他要吃蒸南瓜，旧友为他准备了一桌黄澄澄的蒸南瓜，又香又烫手。他吃了不少，说真解馋，还说南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之后，我和他在陕北榆林的一座旧庙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在修改一部党史人物的传记作品，他应一家杂志社之约写一部叫《你怎么也想不到》的中篇小说。他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天写完10页，也就是3000字，才可以休息。有时思路不畅，到了后半夜，他还伏案“受苦”。陕北人把干活叫受苦，他说：“你看我们这些写字的人，也跟牛一样，还不如到坡上抡镢头去受苦哩!”

　　写不下去时，他躺在炕上，呼天叫地。有时蜷缩在炕上，抱着脑袋，好像疼痛难忍似的。柳青的《创业史》一直伴随在他的左右，经常翻动着，在其中寻找智慧和力量。有时，我在窗外见他伏案疾书，人笼罩在烟雾中，如活神仙似的。若写完还早，我们就去城上的沙漠里晒太阳，他教我唱电影《人生》里的“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和《三套车》。后来他在弥留之际，曾想起这片沙漠，对朋友说，他理想的死法是躺在沙漠里，让一夜的风沙把自己埋了。

　　这次回来的路上，他回老家看望了年迈的父母。他说他要回两个家，一个是清涧的生父母家，一个是延川的养父母家。听了他的话，我既觉得温暖，又感到难受。他这个大孝子不容易，常处在两难之中。后来，他的《平凡的世界》在出版期间，复印了一部分给了我和子页主编的《长安》发表，说要换几个稿费，救济家里的困难，给父母治病。一拿到钱，就直接去了邮局汇款。

　　他写这部书时，有一次捎话让我去，说他写到一位领导干部拨乱反正时用了我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中的一些内容，还有写水灾一节用了我写安康水灾的一点资料，请我谅解。我开玩笑地说：“是我借了你的光，应该感谢你。”事后有热心读者写信给我，并复印了几个作品的有关章节，查明先后发表时间，询问其缘由。我如实道来，如此而已。

　　90年代，我从海南回西安印杂志，去医院看望病中的路遥。他说想吃酸石榴，我和同行的竹子又去街上寻买到了，返回病房。他是想重新站起来，但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躲开护士，和我们一起抽了支烟，诙谐地笑着。不几天之后，突然有消息说，路遥去世了。我是等到把他送走后，才回到海口的。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有着近似的经历，他就这么走了。在海南的几年里，我每次走进书店，都要去翻一翻路遥的书，与他重逢。也在一旁观察，是一双双怎样的手去触摸它、带走它。

　　作为作家，路遥得到了青史留名，而且是英名。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去面对生活。

　　2016年12月9日，我写了一篇名为《读厚夫〈路遥传〉》的文章。其中有一节文字：“写到《平凡的世界》的书名，可能也征询过别的朋友的意见。但我明白，有一次去路遥家，一起说到他的新作《普通人的道路》的书名，拿不定主意。当时我手头正在读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建议他改为《平凡的世界》，他说好。”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在路遥去世8周年后，第一次写文章纪念他。文章标题是《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刊载于2000年10月13日的《陕西日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平凡的世界》开始叫《黄土》《黑金》《大城市》。后来的书名是作家和谷还是诗人子页给改的，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他俩中的一个给改的。”

　　王天乐也去世多年了。关于路遥生前的书，出了若干个版本。人们在关注路遥，他和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将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路遥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活了四十二岁，用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延长了个人的精神生命。不仅实现了立身、立德、立言的人生价值，而且为社会留下了记录时代生活的宝贵资源。□和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