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

《长安十二时辰》爆火时，很多人问作家马伯庸，下一部“十二时辰”写哪里？这种热度让马伯庸感到“害怕”。“我担心自己为了迎合市场去写东西，所以我得往后退一步，写一个大家不爱看，肯定卖得也不好的书。”他结合此前已写的内容，出了一本题材冷门、写法偏学术、故事性不强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出了之后，我觉得心里好受多了”。《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了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最近，由书中第一个事件“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改编的短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从县衙税簿中意外发现该县承担了周围七县此前百余年的丝绢税赋，由此开启从县衙到府衙乃至更高行政单位的拨乱反正之路。

马伯庸本人担任编剧。他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因为改编难度太大”。原作属于“非虚构的历史散文”，而非戏剧感很强的小说，剧集几乎要从无到有起一个新故事，还要保留丝绢案的精髓。

去年，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出版，主角李善德也是一个数学极好、性格执著的小人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名言是：“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一群小人物如何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成为马伯庸文学创作的内核。

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著，是最让他觉得感动和心动的。“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会知道长江是往哪去的”。

笔者：《显微镜下的大明》的故事创作契机和源头是什么？

马伯庸：五六年前，朋友在微博聊到明朝地方上有一个小案子，挺好玩的。我看到时，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直觉：这背后有更多的事。我就去找了该案子出处的论文以及论文索引的原始资料——那是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文书。

整个文书通读了一遍，让我非常震撼。中国历史主要记载的是上层政治，比如帝王将相，越往基层记载得越少。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喜怒哀乐很少有机会被记载下来，但这个文书所讲的丝绢案是个例外。首先，它只是一个小县城的事；其次，因为徽州人本身的文化特点，所有资料全都保存下来了，前因后果、中间过程的往来文书和书信全都留下来了。

咱们原来的认知都是：知县大老爷一拍惊堂木，这个事就定了，或者下面衙役过去把人押走了。但是我看史料之后发现，在真实的明代基层，一个公共政策的诞生是极其艰难、复杂的事情。各个利益集团，各有算计、各有心思，他们彼此之间的冲撞、博弈、妥协和抗争经历很长时间才会形成固有的规则。

这个丝绢案在《明实录》中只提了一句，而简单史书上的一句话背后所隐藏的信息量却是极其巨大的，它给我们展现出明代基层真实的政治生态和生活生态，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我自己学了很长时间法律史、政治史、经济史，又结合很多老师的研究成果，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写了一遍，不到10万字，发在“得到”上，也由此开启了我对于明代基层事件的兴趣。我按图索骥，又选出了5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做了整理和重构，将这6篇文章合集出版为《显微镜下的大明》。

笔者：去年你出版的《长安的荔枝》很火，李善德和“丝绢案”的帅家默一样，以小搏大，以弱胜强。你为什么偏好写这种小人物？

马伯庸：这种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执著，是最让我感动，也让我心动的。现在观众想看到的也是一个“偏执狂”为了理想不惜一切去实现的过程，能引起共鸣。

笔者：你现在很喜欢写这些人面对“办事难”的解决过程。

马伯庸：对，我这几年越来越把兴致放在这些事务性内容，写小人物干活。干活的人是最难的，所以我很有兴趣探讨这些人怎么干活，干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说白了，我们都是“社畜”，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问题，古代人也有这样的困惑和麻烦，那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该以怎样的哲学观去理解？

笔者：对于“干活的人”，你阅读的史料有哪些发现？

马伯庸：史料里只能是只言片语，需要你用大量的时间去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或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想象。比如在《居延汉简》里，我们会看到一个镇守边关的士兵需要的东西、申请的食材等基本资料。但是我们深入了解汉代的饮食就会发现，他们的调味料怎么吃呢？不是像现在一样一瓶，而是把一块布放在醋里面煮透，然后晒干了缠在腰上。出兵打仗走到一半，吃饭了，就把布剪一块下来扔在锅里调味。这就是细节，让我们知道当时打仗有多苦。这种内容在《居延汉简》上只是一些客观的记录，我们还是需要主观上有一种悲悯的视角去看待，才能看到这些人背后隐藏的情绪。

笔者：自己担任编剧，主要难度有哪些？

马伯庸：最大的难点在于戏剧性。因为原作里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没有我们熟知的起承转合这种戏剧性结构。如果只是单纯拍那些，还不如拍个纪录片算了。后来我们就在想，怎么把这些内容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的东西。这很难。不光是我，包括导演、演员，还有音乐、灯光等各个部门都是群策群力，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笔者：现在很多作家也同时担任编剧，你觉得这种角色转变要具备哪些素养？

马伯庸：我觉得作家做编剧，一定要做到“放得下、退得出”。“放得下”，是指你一定要放下自己作为作家的表达欲望。因为小说是一个人写，但是剧本后续是一个集体作业。你就不能一个人单打独干，不能过于执着于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是“退得出”。作家做编剧会有一个风险：你当惯了编剧之后，再回过头当作家，搞不好就回不来了。小说家要从影视吸取经验，但是也不能完全被影视限制，要退得出来。

笔者：你之前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写作者，而是想把过去历史接回到现在，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马伯庸：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原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现代的语言去解释古代历史，要用现代性视角去看待古代。

比如《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因为我们现代人人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那我们看到的“丝绢案”故事就不是一个刁民试图扰乱基层治安，而是一个人为了公共利益挺身而出，去讨论公共政策的形成。反过来，我们也要去理解古代人，而不是把现代的观念强加到古人身上。

我以前写过《两京十五日》，聊到朱棣为什么迁都，为什么要修大运河？这在当时引起的争论很多，但是如果用现代人视角来看，原因很简单，大运河修通了，经济就活跃了，经济活跃了，我们国计民生就能更好。有了大运河，我们天南地北的货一起流通，才能看到一个盛世的降临——这是必须具备现代人视角才能明白的事情。□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