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如果不是记者主动提起，周海婴从不提及自己的父亲。
    “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场’，你明白吗？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周海婴说。
    “别人说起我，永远都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怎么样’。我要写字、写文章，不能说错话、做错事，如果我越出一点线去，就会有人批评‘鲁迅的儿子做错了事’。别人可以去打牌、去玩，可我不行。”
    “上世纪70年代，我每月有62块钱工资，我妻子也是62块钱工资，单位有指标涨工资，同事认为我就该谦让，他们说我有鲁迅的稿费，可我实际上没有。”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您现在还活在父亲的人场里吗？”记者问。
    “其实，我不是我父亲，也不是我母亲，我就是我。”周海婴感慨地说。
    虽然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人场”下，但周海婴对父亲那种与生俱来的景仰和尊重是改变不了的。他说，他可以接受现代社会对鲁迅的不同声音，这些都很正常。但他坚决反对歪曲鲁迅的著作，甚至拿着鲁迅做商品交易。
    “我看到湖北有一家臭豆腐店，门口挂着鲁迅的画像，下面写着四个字‘越臭越香’。还有祥林嫂洗脚房，阿Q服装……每当看到这些，我的心里都隐隐作痛。”周海婴说。
    说教育 别给孩子太多压力
    虽然并未从事教育行业，但与父亲一样，周海婴对教育非常关注。“现在的孩子太苦太累了。写错一个字母或汉字，老师会罚他写10遍、100遍，其实一遍就可以记住。家长让孩子参加奥数比赛，可考完后就一定有出息吗？还有，孩子要一考定终身，读了大学后也不能轻易转系……”
    “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我的父母对我很宽松。那时候我经常听着收音机做功课，题目难解时，我根本听不到收音机里在讲什么，我的父母从来不说我。”周海婴回忆说，“他们把我送到幼稚园里，他们充分相信学校，认为白天既然有老师看着做功课，回家以后就不再管了。他们也从不认为我应该加课，因为那是学校的事，该由老师来决定。”说博物馆 可以收个两三块钱
    “很多记者问我今年的提案是什么，是关于博物馆的。我不主张博物馆一下子全部免费开放，我希望这些场所逐步开放并加以管理。其实博物馆可以适当收费，收个两三块钱，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能让他们有目的地来参观和学习。”周海婴说。
    “前一阵儿，我见到巴金的女儿，她告诉我说要建巴金故居，一切保留父亲生前的原貌。比如说，桌上仍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旁边放着每天的报纸……我赶紧告诉她，你要真这么做，没几天故居就给搞得不成样子了。”周海婴主张，博物馆可实行预约制，一次进来一二十个人，以保护我们的文物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