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公认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在洁白的病床上定格了6年的最后人生，走到了尽头。
　　诚如薛暮桥的女儿薛小所言，活过101岁的他，走完了近乎完美的一生，是很有福气的：比起他1927年同坐监狱的难友张秋人烈士，比起同为经济学家的堂兄弟孙冶方，比起他很多的老朋友、老同事，他多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然而，他没有白活这么多年，他把上天多赐予他的时光全部用在了为中国的老百姓谋吃谋穿上，用在了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使它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上。
　　在中国众多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中，薛暮桥恐怕是惟一有资格被尊为“中国计划经济的缔造者”的。据介绍，早在1948年的西柏坡时，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着手筹备成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竟至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为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呕心沥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运用货币理论指导山东解放区取得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五十年代，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六十年代，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实现了对物价的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
　　但是，薛暮桥也是计划经济的最早批判者。被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就是其代表作。在书中，他大胆地指出，“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受挫，是因为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初步探索，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的方案。要知道，在“左”的阴影依然存在的那样的年代，公然的否定计划经济，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在学术上，所冒的风险，都是今天年轻的一代学者所难以想象的。
　　经他亲自修订的《薛暮桥回忆录》，记载了一段有关他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故事：“1970年在‘五七’干校劳动。连队里种了一块花生地，当地农民很少种花生，孩子们爱吃，常常到地里偷挖，而收花生是一次收不尽的，要多次反复拣收。那年一直拖到冬天，地下还有花生，要有人昼夜守护。有一天雨雪交加，连部要派人夜里去守护，派谁，谁也不去，只有‘走资派'去。在雨雪中，坐在板凳上，环顾四周，防止小偷，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虽然环境恶劣，但脑子是清楚的，还在想着白天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果然有些思路，到清晨6点，有人来接班，赶快回到宿舍，把夜里想的内容写出来，之后才倒头大睡。”而他开始动笔写书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当时他还被关押着，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坐在关押他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有人评价说，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但薛暮桥却不顾一切地执著地写着、改着……
　　薛老最受人尊敬之处，是他勇于否定自己。
　　正是因为有这种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使他能够从中国计划经济的缔造者成为批判者。
　　正是因为有这种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使他执著追求，竟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今年3月，101岁的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是颇耐人寻味的：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一句“勇于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看似简单，而那背后，却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也是薛暮桥对自己的不断的否定。其中所贯串的，就是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否定别人容易，否定自己却难。否定自己，不仅显现学风，更体现敢不敢说真话，敢不敢从否定自己中承认真理、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