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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采访时，与厂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第二排左八为父亲）
2017年12月上旬，陕西省第十三届妇女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大会期间，我在主席团的座位，与一位名叫何菲的年轻女子比邻。翻阅参加大会的代表名册，看到这位年轻女子的身份，是咸阳纺织集团赵梦桃小组的第十三任组长。瞬间，一种亲切的感觉油然升起。
这种亲切的感觉，源于赵梦桃这个名字。赵梦桃这个名字，与我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我的父亲，有着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
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父亲，跟随中宣部副部长张仲实到陕西挂职。在陕期间，张仲实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一年多之后，张仲实挂职工作结束，准备带着父亲一起回北京。临行时，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表示，希望父亲能够留在陕西，为我国西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推广、普及事业作出贡献。
父亲是四川西部沱江岸边一户贫寒农家的孩子。1944年，父亲带着单薄盘缠，扒在绿色的邮车顶部，辗转千里，历经艰辛，由川经黔入滇，到昆明报考并就读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所组建的战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抗战结束后随校复员到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品学兼优，被组织派遣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作为一个农村寒门学子，能够在首都北京的国家机关，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是父亲梦寐以求的心愿。但是，面对着西北局领导的指示，面对组织上的呼唤，父亲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十分欣喜地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满怀热情地来到新的工作岗位。父亲留在了陕西，在西安开枝散叶，成家立业。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年，父亲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当时，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正在咸阳国棉一厂细纱车间蹲点，吃、住、生活都在厂区，深入班组，对刚刚因肺癌病逝的党的好女儿、优秀纺织女工赵梦桃的事迹，进行采访、挖掘、整理、书写，深刻体会，感悟梳理，凝练并总结感人肺腑的“梦桃精神”。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母亲带着五六岁的我，从西安到咸阳去看望父亲。记得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和我一大早便从西安建国路出发，先乘公共汽车到西郊，又从西郊坐上开往咸阳市区的长途客车，到咸阳之后，再换乘公交车，最后到达西北国棉一厂。
夏日炎炎，一路上热风阵阵，尘土飞扬，终于到了目的地，向厂门口的传达室通报后，母亲和我便就近坐下歇息。时隔不久，一群人从厂里走出，他们过来亲切地抱起我说，不久前，父亲从这个池塘中，救起过一个不慎落水的孩子，特来表示感谢。但是，当我们见到父亲时，他对此事却只字不提，一如既往地谦逊、低调。
父亲出身于农家，性格忠厚老实，低调谦逊，经常见到父亲因为忙碌而坚守在工作岗位，顾不上回家，而那年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记忆中是时间最长的一次。
从那时起，赵梦桃，这位我从未见过面的全国劳动模范、新中国的纺织英雄，便仿佛成了我亲切的家人一般。从那时起，家里简朴整洁的房间里，出现了许多印着赵梦桃名字、图片的书籍，有理论书、故事书，甚至还有连环画。从那时起，赵梦桃那朴实温婉的笑容，那动人心弦的故事，便永远镌刻在了我的心里。而当赵梦桃的故事，仿佛一幅幅画面，一帧帧电影般在我脑际中闪回时，旁白的画外音，便是父亲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四川口音。
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曾经是解放军总后勤部3538厂的工人，一名流水线上的缝纫女工。记得当时的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无论冬夏，在流水线上总是挥汗如雨。所以刚刚进厂一年，由学徒工转为正式工，工资也由每月18元5角钱增加到21元5角钱时，就拿到了流水线本工序的最高生产额。于是，先被评为车间的先进生产者，第二年，又被评为厂级的先进生产者。1978年，当我通过“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成为西北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大学生，离开了3538厂后，我的胸佩先进生产者大红花的照片，还在厂里的宣传栏中张贴了许久。
现在回想，那时挣着极为微薄的工资，白天黑夜三班倒，很少回家，吃住都在厂里的女工宿舍里，一心一意促生产，全身心投入工作，宁愿没有闲暇，宁愿辛苦劳累，追求着一种激扬亢奋的工作生活状态，却甘之如饴，充满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激情。这样的情景，一直延续到了我后来长期的工作生活状态之中，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梦桃精神”的遗存。
如今，敬爱的父亲已往生，每当想起他老人家，我便会回忆起他在西北国棉一厂蹲点前后的点滴往事；想起他和我的母亲，带着尊重的神情，向我一字字讲述赵梦桃故事的情景。□陈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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