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出生在陕西蒲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因为那一年刚好抗战胜利，父母便给我起名叫胜利。我是家里第七个孩子，在我前面已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

　　(一)

　　四岁那年，一个下雨天，一些穿着土黄色衣服的解放军来到我家投宿，就睡在上房客厅的地上。这些解放军对人和气、热情，他们抱我，还把自己烙的油旋旋馍给我吃。我刚接住馍，冷不防被我大嫂夺过去还给了解放军。当时我心里很不高兴，嫌大嫂多事。当解放军再给我时，我毫不犹豫地拿上就吃。

　　解放军走了没几天，穿着绿色衣服的国民党部队又来了。记得国民党部队一个个阴着脸，像要下雨的天气，话少。大人都躲着他们，我也不喜欢他们。

　　后来，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打跑了，我们这里解放了。解放军离开时，刚结婚半年的二哥跟上解放军走了。

　　(二)

　　二哥走了，二哥的厦屋里只剩下二嫂一个人。二嫂似乎很胆小，一到晚上，就到我妈的上房闲坐，不回她屋。临睡前，二嫂站在上房门口和我妈商量：“妈，叫胜利娃晚上睡我屋，给我作个伴。”我妈同意了，我却不想去。我嫌二嫂的炕不热，而且晚上还叫我睡在靠窗户的那一边，凉嗖嗖的。看我犹犹豫豫的样子，二嫂就说她那儿有枣有花生，为了吃好东西，我就答应了。

　　下地干活时，二嫂也喜欢叫上我。有一回，二嫂叫我和她去别人收获过的地里拾棉花，大嫂也跟上去了。那时，大哥大嫂已和我们分屋另灶，而二嫂因为二哥参军走了，还和我们住在老屋，一个锅里吃饭。我虽然岁数小，可心里明白二嫂是“我家人”，而大嫂是“外人”。每一次，我都悄悄把自己拾的棉花放到二嫂的笼里，不给大嫂。

　　其实，大嫂对我一直很好。我家人多地多，地里总有干不完的活，母亲像被绑在了地里，忙得顾不上回家。有许多次，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慌忙跑回家吃饭，可厨房里冰锅冷灶的，便又跑向大嫂家。大嫂一见我就问：“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咱妈没在家。”大嫂连忙把擀好的面条下到锅里，把热腾腾的饭端到我面前。吃饱喝足，我高高兴兴地走了。

　　虽然知道大嫂对我好，但是，在我幼小的心里，“我家”和“别人家”的区别很明确，对我好是一回事，我家的东西不能给别人是另一回事。在大嫂和二嫂之间，我更亲近二嫂，始终和二嫂一条心，直到二嫂随军去了二哥部队。

　　(三)

　　十七岁那年，我上初中三年级。有一天，正在上课，忽然四哥来了，四哥让我回家，说家里给我问了个媳妇。

　　回到家里，母亲让我去舅家找妗子，说女方和我舅家在同一个村。到了舅家，前门口站了一堆人，妗子对我说：“胜利，你到巷南头把那只羊给咱赶回来。”我当时觉得怪怪的：“不是说介绍媳妇吗，怎么又改成赶羊了?”心中虽有疑惑，但不敢多问，乖乖照妗子说的做了。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他们早就设计好的，为的是让女方看我腿脚有没有毛病。

　　第二天，媒人领着女方到我家“看屋子”。那天，我和女方在一间小屋子里聊了一会儿。经过了解，才知道女方叫会芹，和我同岁，小学毕业后招工进了阎良一家工厂，后又转到沈阳干了三年学徒工。因为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下放回家。临走，媒人问：“你俩同意不同意?”会芹见过世面、胆大，大声说“同意”，我也赶紧跟着说“能成”。我家儿子多，常遭人嫌弃，遇上这样好的对象，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不同意?!

　　此后，婚事就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先是请媒人。大人叫我拿了一包点心去媒人家，然后又请媒人到我家吃了一顿饭。接着是提上四色礼上女方家“拜丈人”。记得第一次去她家，她小妹子因为营养不良，三四岁了还在地上爬，要扶着墙才能站起来。

　　过了半年，家里吩咐我领结婚证。那时人穷，没钱，我妈只给了我十块钱。我走到会芹家，叫上她去管区。管区发证的人问：“你俩是否同意?”看我俩都点了点头，就给我们发了结婚证。

　　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两岔口，一条通往她家，一条通往我家。走到两岔口，会芹不走了，问我还有多少钱。我说领证花了两块，还有八块。她说：“把钱给我。”我给自己留了一块，把剩下的七块全给了她。拿着钱，没有让我送，她一个人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很快，我们举办了婚礼。

　　后来我悄悄问过会芹：“你咋就看上我了?”她笑着说：“我看你一脸娃娃气，呆萌、乖巧。还有，我喜欢喝你村的水。”她们村吃的是储存在旱窖的雨水，而我们村吃的是甘甜的井水。

　　(四)

　　转眼间，我有了三个孩子。老大、老三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每次回娘家，媳妇总是怀里抱一个，手里领一个，身后跟一个，步行五六里路。因为太辛苦，媳妇有时会让我送她，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还是个娃娃却一下子有了三个娃娃，在人前害羞。

　　家穷矛盾多。因为经济问题，媳妇和我妈经常犯口舌。不得已，我们和父母分了家。分家时，除了碗筷，几乎什么都没有。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帮我们盘炕垒灶，拿泥做立柜，总算有了安身之所。

　　还是因为经济问题，我和媳妇经常打架。但每次我都不真打，只是拿根棍子做做样子吓唬她，反正不能伤人。而且每次打架后都是我先低头，主动向媳妇认错。时间长了，在村里成了公开的秘密。

　　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我甩开膀子大干，成了乡上的种粮大户和万元户。开天辟地头一回，我给了父亲十块钱。老人高兴地说：“多少年来，你弟兄几个给我都是毛毛钱，从来没见过块块的。今天一下子给了这么多!”

　　每次卖农产品回来，会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炕上数钱，边数边说：“又有了一笔收入。”更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期间，儿子考上了农校，小女儿考上了师范，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五)

　　天有不测风云。1989年，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犁地时赶不上牲口。到镇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但却始终医治不好，最后脚后跟都烂了。

　　为看病，我先后去蒲城、富平、西安就医，奔波了十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为了照顾我，大女儿常年陪伺左右，大女婿一个人包揽了家里所有的事务;已经从农校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不得不经常请假回家种庄稼;还在师范学校念书的小女儿为了省出钱给我看病，每顿饭都和同学“拼餐”，只买半份菜。一个好端端的家硬是被拖垮了。

　　在这期间，村里有人悄悄劝会芹：“算了，不看了，别再花冤枉钱，省得将来人财两空。”会芹虽然没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只是后来改变了主意，咬牙给我治疗。

　　幸运的是，经过多次检查，终于查出了“血管闭塞，血液不通”这个病根，很快对症做了手术。手术当日，我脚上就有了血色，不到一个礼拜便长出了肉芽。大女儿高兴地说：“我大病好了，很快就能出院了。”听了这话，两三岁的外孙女高兴得从钢丝床上跳了起来。

　　(六)

　　身体康复后，为了早日还清欠债，我和妻子没黑没明地干活，不几年，就还完了所有借款。正当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时，谁知突然出现了变化。

　　一天，妻子正种麦时突然不能动弹、说不了话。到县医院一查，是脑出血，出了四十多毫升。在医院抢救了半个月，妻子一直不省人事，医生无力回天，让把病人拉回家。

　　拉回家后，硬是凭精神上的支撑，加上儿女的悉心照顾，妻子在病床上坚持了七年。期间虽然不能说话，但头脑是清醒的，人在床上，心却时刻牵挂着一家人的冷暖安危，见人就流眼泪。2022年秋天，带着许多不甘，妻子撒手人寰。

　　妻子去世了，丢下我一个人，我难免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不得劲儿。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我提醒自己，人死不能复生，况且我有养老金，有医疗保险，什么都不缺，不要再胡思乱想，该吃吃，该喝喝，身体第一。

　　(七)

　　现在，我住在儿子家，儿媳、孙女天天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吃。吃过饭，我和戏友们在公园拉板胡、唱戏，以秦腔为伴，日子倒也逍遥自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妻子去世太早，没享上几天福。（钟胜利叙述，秦永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