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雄文

今年是延安双拥运动80周年，军爱民、民拥军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这使我想起了与部队有关的事。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支解放军部队移防来到我村，都住在村民家里，我家就来了一个班的人。战士们初来乍到，非常热情、非常友好，一有空就帮家里干活、打扫卫生，把房间糊上报纸，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他们从不扰民，不给群众添麻烦，连厕所都是自己搭建的——找一块空闲的地方，用军用帆布围起来，里面挖个坑，用木头做成踏板，厕所就这样建成了。

战士们早出晚归，不是学习就是训练，回来后就休息。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伯父房间里传来伯母急促的叫喊声，她不停地喊着伯父的名字：“当家的你怎么啦，快醒醒！”这时，住在另一个房间的解放军战士听见了，一位班长和一名战士赶紧起来，询问情况后，立即冲出家门去找部队的军医。原来是我的伯父突发癫痫病，一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急得伯母不知所措，只能不停地掐人中进行施救。这时部队的军医赶来了，他们紧急进行处置，很快伯父就苏醒过来，这时伯母才松了一口气。军医给拿了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注意休息，不要受凉，几天后伯父就康复了。这件事一直记在我心里，全家人也一直感谢解放军战士。

到了冬天，终南山下的气候寒凉。一大早，战士们洗漱就在院中提取井水，倒在盆中直接洗脸，让人感到心有不忍。我奶奶怕战士们受凉，要用家中的大锅给他们烧水，战士们坚决不让。当时我只有六七岁，还没有上学，早上常在院中玩耍。看到战士们这种情景，心中不由生出感叹：这当兵的就是不一样，这么冰的水都敢洗脸，他们真勇敢。从此，我对解放军更加充满敬佩和热爱。

战士们在我家住了约半年就转移别处了。十多年后，我有幸参军入伍，成为解放军中的一员。我所在的部队是工程兵，从事国防建设。开始我在一营做机械手，后又调入三营。随部队由陕南开赴北京，三天四夜的火车，部队落脚在西山脚下。

初到部队，没有营房，就住在当地群众家里。我所住的人家是两位老人和他们十六七岁的孩子，因连队住得分散，早晨也不出操，我们几名战士就帮房东打扫院落卫生，还到四五百米外的抽水站为老人挑水。因路程较远，村民们不用扁担，用独轮车去推水，一个车上挂两个水桶。开始时，我和战友们都不会用这种独轮车。轻车还好推，挂上两个水桶后左摇右摆，一推就倒，接满的水倒了一地，还得重来。就这样反复了好多次，终于掌握了平衡，将一车水推回住地。我们住在群众家里，天天做好事，院里净水满缸，受到群众的欢迎。一个月后，部队的简易营房建好，我们搬进了军营。

在这里，我们建设的是一项军事工程——上山采石、挖地基、拌水泥、搬砖头、建房子，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我们战斗了一个春夏秋冬，经历了这里的漫天风沙。第二年六月，我们完成了既定施工任务，又回到了陕西。

说来有趣，也是机缘巧合。我所在的部队竟是当年在我家住过的那支部队。参军后，我在连队当文书，经常去营部办事。时间长了，也和营首长熟悉了，常在一起聊家常。一次教导员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答：“陕西长安。”“哪个村？”“江村。”教导员乐了：“我们当时就住在你们村东边的新村，我担任的是连队指导员，你们村驻的是营部，常去你们村开会……有一年春节，营里组织几个连队办踩高跷比赛，我们连扮演的是工农兵形象，还得了第一名呢！”后来，我们的营长也对我说，他当年就住在我们村西边的太原庄，他当时是排长，后来曾回过一次村子，房东还认出了他。营长还告诉我，部队离开村子后，全部转移至秦岭北坡的青华山下，距我们村有10里地。部队在这里施工三年，建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校舍全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成为一道绝美的风景。

20世纪70年代，学院的作息全凭军号，号声嘹亮，可传10里。附近村民一听到军号就下地劳作，孩子们也以军号为准，按时上学。每到夏天，村上的年轻人还结伴去学院看露天电影，过节时还与部队进行联欢，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我在部队十余年，走南闯北，每到一个地方，部队总是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夏天为驻地群众收麦子，冬天帮驻地群众整土地、修渠道。春节时，还为群众送春联，帮孤寡老人磨豆腐等，表达子弟兵对人民的热爱。当地政府也到部队进行慰问，给战士们送来慰问品、针线包，军民情谊深似海，军政团结重如山。

如今，我已转业多年，但心中那份军旅情怀一直割舍不下，每当念起部队的生活，就感慨万分。